对于带有文字的古玉器,在辨伪上须具备古文字学、书法学以及铭刻学的知识,方可应对玉器的辨伪。然而这三个专业遗产丰厚、博大精深,在此,并非拙作所可容纳。
玉器铭款实际上是属于文字系列,如果遇到三代的玉器刻有古文字即属古文字学;如果是汉、唐或以后的文字则属书法学、铭刻学范畴;倘若是宝册又可归入皇帝的政治统治或宗法制度。而从书写和镌刻两种形式来看,前者属书法学而后者归属于铭刻学。从铭刻玉器归属的多样性可知辨伪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铭款即刻于器上的文字,而“款”则专指年款或名款。钟鼎彝器上所刻文字亦称款识,款为凹(阴),识为凸(阳)。古玉与金石不同,铭款极少,令金石学者难解其精深内涵而弃之不顾,打入冷宫或将其误认为“玩物”。此亦是它不能跻身于金石学领域的主要原因之一。
今已查明,古玉上的铭文始于史前,如红山文化兽面珏的额部琢阴文符号,良渚文化玉璧、玉琮上也刻有象形符号和阴琢磨痕玉兆,均未释读,不知何意。
商代玉铭始见于武丁,终于殷末,已知十五件,分书、刻两种,有记事性铭辞、方国名、人名及其他文辞,字数不等,从一字至七字,字体与甲骨文、金文相似。
西周“大保玉戈”镌铭二十七字,字小若谷粒,笔画如同蛛丝蚁足,刀法道劲刚健,确为西周玉铭之典范。
战国中山国Ml出土了几十件用墨书写器名、人名及记事文字的玉器。河南辉县固围村Ml祭祀坑出土青玉册,由五十枚青玉简编成,经查无字。
秦出现刻号码玉璧。
西汉“皇后之玺”,玺文篆体阴刻(白文)。
东汉出现“双印”(刚卯、严卯,安徽毫州凤凰台)及“宜子孙”谷纹璧(山东青州马家冢)。
南朝宋文帝御用玉透雕龙纹鲜卑头,背面两侧铭刻一行(24字、22字),共四十六字。
五代南唐李墓出土青玉哀册共四十二片,阴楷填泥金,每片字数不等,所见上一片为二十二字,“十七”三十七字,“八”三十四字。
前蜀王建生前所用玉带刻铭“永平五年孟冬下旬之七日”后宫火灾事。
段义所进传国玺文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以龙蚓鸟鱼为文。宣和年制品有《波罗密多心经》及诗、词双钩玉功。
明仿铜彝铭文,明中期上海陆氏墓出土玉刚卯、玉严卯双印;明晚期出现“陆子刚制”款及镌刻诗文的玉器。
清代铭款玉器盛行,以满、汉文体为主,出现雍正明仿铜彝铭文、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款或仿古款玉器。
乾隆时代铭款玉器特别盛行,除了年款、御用款、仿古款之外,还有不少碾刻御制诗者和御题文字者,一件玉器上刻铭款最多的达一千五百七十九字,这就是大禹治水图玉山子,字体有楷、行、隶、篆。乾隆朝玉器铭款大多为苏州玉工琢刻。
我国铭刻玉器数量有限,但印玺、宝册一类铭刻玉器字体、镌工丰富多彩,独辟蹊径,受到文人喜爱,因而也有伪品问世。
所见仿铭款玉器有明仿汉刚卯、严卯;仿明代陆子刚制款玉器;清代则有仿乾隆年制款、仿古款以及仿御制诗款,另外还有仿制的宝玺、图章等。目前,仿刚卯、严卯以及清代仿乾隆各式铭款和仿制的玉宝均可识别,唯陆子刚款目前尚不具备辨识其真伪的条件,因历来人们对子刚器认识不统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故其款识问题未能解决。
从上述资料来看,古玉器上铭款者少,即使有铭款,其字数也不多,而清代乾隆年间长篇铭款方见增多,尤其玉宝、玉质闲章不可胜计,故可以将铭款玉器单独列为一个门类,这符合我国铭刻学自成体系并十分发达的历史状况。铭款辨证可参照纹饰辨伪,也不外乎形、神两点:形是字形结构,笔画是否合乎文字的构成规律和通行的书法;神是指字的神韵、风采,这往往与琢碾(刀工)联系在一起,琢碾具有时代性及其独特方法,因而形成了特殊的魅力。伪刻铭款往往在书体、字形、笔道、碾法上暴露其造作、呆板及碾工不佳等弱点。
良渚文化 刻铭玉璧
西汉皇后之玺
明中期
明仿铜彝阴篆铭文
“雍正年制”阴篆
“雍正年制”阴篆
“乾隆年制”阴篆
“乾隆年制”阴篆
“乾隆年制”阴篆
“乾隆年制”阴篆
“乾隆御用”阴隶
“乾隆年制”阴隶
“乾隆仿古”阴篆
“大清乾隆仿古”阴隶
“乾隆年制”阴隶
“大庆乾隆年制”阴篆
“大清乾隆仿古”阴隶
“大清乾隆仿古”阴隶
“大清乾隆仿古”阴隶
“乾隆壬午御制诗”阴隶
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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