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皇家用玉、民间用玉都是非常广泛的,玉器生产也比元代更为发达,出现了工艺美、装饰美及商品化的特点,并经历了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发展与变化。
朱元璋领导农民起义武装力量推翻了蒙古贵族的政权,建立了汉族地主阶级执政的明王朝。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减轻农民和手工业者负担的措施,调动了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发展,开拓了海外联系,声威大振。但是,由于北元残余势力的干扰,北部边疆不得安宁,其政治辖域没有直接达到今新疆地区,乃以“庸蠕”的哈密王“统领诸蕃”。因“王莫能节制,众心离涣,国势渐衰”。世宗时,明军弃而退止嘉峪关,明廷通过受贡和交易的办法获得新疆和田玉。向明廷贡玉、璞、玉石、美玉的地方虽有火州、吐鲁番、曲先卫、撒马儿罕、别失八里、哈烈、于田、黑娄、把丹沙、天方等多处,但玉产地只有昆仑山和田,邻国亦多窃取贡献。贡玉一次大量至三五千余斤,而其中堪用者不多。如景泰七年撤马儿罕贡玉“堪用者24块,共68斤,余5900余斤不适于用”。朝廷针对这种情况,曾规定:自今(嘉靖四年)毋得多携玉石烦摆道途,其贡物不堪用者治都司官罪。对进贡劣质玉者采取治罪的办法以杜绝不堪用之玉入关,但使臣私下出售的玉石都是“皆良”的优质玉。明廷采取“籍所不载”之玉“许自行贸易”的政策,随进贡之玉同来的大量额外玉石不禁私鬻,可以公开买卖。同时, “边吏嗜贿,侵克多端”,“多索名马、玉石诸物”归于私囊,再转运至京高价出售。所以,明朝通过朝贡,自行贸易及受贿私鬻等多种途径进到内地的和田玉相当多。明末刘若愚《酌中志》记:当时经营各处商客贩来的“宝和”、“和远”、“顺宁”、“福德”、“福吉”、 “宝延”等六店每年经营出手玉材约五千斤。明高濂也说:“今时玉材较古似多。”明代碾玉地点有北京、南京、杭州、苏州、和田等处,而以苏州专诸巷最为突出。陆子刚就是苏州治玉的名工。
明代朝廷用玉仍沿袭传统而有所增损。祭祀玉凡四等“以苍璧祀天;以黄琮礼地;以赤璋祭日;以白琥祭月。”冠服制度方面,如洪武十六年定皇帝冕服:冕前十二旒,旒五彩玉十二珠,玉簪导、玉革带、玉佩。永乐三年改制追加玉圭,长一尺二寸,剡其上……玉钩二、玉佩二,备用珩一、禹一、琚一、冲牙一、璜二,瑀下垂玉花一、玉滴二……自珩以下系组五,贯以玉珠。行则冲牙,二滴与璜相处,其声舒扬。皇亲贵戚以亲王妃为例,有玉谷圭一支、玉绶花一对、玉革带一条、玉佩玎趟一副、玉禁步一副、玉革带事件一副、玉佩玎趟钩两个,佩戴齐全,通身玉饰。文武官服:一品革带与佩俱玉,玉绶环二。明中期对官吏用玉又有了严格规定,如正德十六年制定一、二品官器皿不能用玉,只许用金,而庶人冠服更不准用金玉。可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大官僚、大地主、大富豪和文人士大夫则依其权势之强弱和财富之多寡,多占有着不同数量的玉器。如代宗(朱祁钰)抄王振家产得玉盘百面:武宗(朱厚照)抄刘瑾家产得大玉带80条;抄钱宁(钱能家奴)家产获玉带2500条,上海陆琛墓也出土了文具、佩饰、首饰等玉器。凡此种种,说明封建统治者对玉的垄断并非那么严密有效,其政令也并不可能完全实施。
明代皇家用玉、民间用玉都是非常广泛的,玉器生产也比元代更为发达,出现了工艺美、装饰美及商品化的新特点,并经历了早、中、晚三个时期的发展与变化。
明初期(洪武一天顺,1368-1464年)玉器鉴定
明代初期包括太祖、惠帝、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代宗等七帝,共96年。永宣时代的青花瓷器与果园厂雕漆均日趋成熟,此期玉器也与青花瓷器、果园厂剔红一样而形成了明初风格。
洪武时期的汪兴祖、朱檀以及梁庄王等三墓出土玉器代表了洪武初年和中期帝王玉中的亲王生前用玉的水平和特色;传世玉器有永乐、宣德时期皇家的所用玉带环和玉篇。这些玉器都是帝王生前冠服和文房用的玉器。
朝廷用玉
属于朝廷冠服玉器的有玉带、佩、圭、带环和龙首篇。
玉带共11副。汪兴祖生前佩用的羊脂白玉云龙戏珠纹玉带应琢治于洪武四年(1371年)之前,12铐、2獭尾共14件。12铐中4铐呈葵瓣形(雕镂云龙戏珠);另8块呈莲瓣尖形(镂雕祥云纹),獭尾呈长形莲瓣,也是镂空云龙戏珠纹。碾琢玲珑华丽,蟠龙出没于祥云,隐现有秩,有着感人的魅力和鬼斧神工的般的碾治技巧。它继承了形神兼备的宋、元玉器之余绪,反映了明初推翻了野蛮的民族压迫之后,人民群众精神抖擞、意气风发的振作情绪。从明玉艺术角度来看,它具有由宋、元向明式过渡的倾向。鲁荒王朱檀殁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其墓葬中共殉2副玉带,1副为25节金镶白玉镂空灵芝纹带板:另一条为23节素面玉带板。反映了洪武中期亲王玉带形式与规格。梁庄王朱瞻珀殁于正统六年(1441年)。共殉明初玉带8副,多为20镑,以白青为主,有素面和镂空两种。玉坚韧晶莹呈玻璃光。金镶白玉镂空龙穿牡丹铐1带,龙倒发,是标准的明龙,但工艺较粗。而清宫旧藏白玉镂雕 !蟠龙纹带板20块,大长方铐8块,小长方铐4块,桃形铐6块,铊尾12方,是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后之玉带,所碾镂空蟠龙、祥云、海水、江崖等图案说明为明初皇帝 !所用。其碾工精巧细腻,蟠龙道 l劲生动,是传世玉带之佼佼者。
玉三台,玉带三台,加金包镶筐制成绦带之金玉扣,梁庄王 :墓出土4件,有元、元末明初及明初之物,可能是元明帝王玉之新形式。佩7副,出土于朱檀墓2副,每副2件,佩下系珩,自珩下系5串玉珠,中间连以璃琚,下垂玉花、玉滴、玉璜,上有玉钩,佩挂两侧。一副豫云龙纹,描金。说明亲王玉佩在洪武二十六 !年定制之前与皇太子相同。梁庄王墓出土玉佩共5副。泥金龙纹佩 ;应是玉佩,刻云凤纹者应为王妃生前所用。
玉圭6件,出土于朱檀墓2 件,一为墨玉,一为白玉。玉质优良,均为光素地。这是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前之玉圭。梁庄王墓出4件尖首玉圭,青玉圭1件、碧玉圭2件为亲王瑞玉,另一谷纹圭为王妃之瑞玉,均为明初玉圭鉴定标准器。白玉镂空蟠龙带环,龙蟠屈作环形,背后有云纹长方环,备穿带所用,应是皇帝腰带之饰。白玉龙首篇,尖端微曲,身做细长弦纹,呈羚羊角状。以上两玉雕工比较精致,一丝不苟,与永乐雕漆、钦安殿白石栏板一脉相通,应是永、宣时期内廷所制。
文房用玉
玉砚、水晶鹿形砚滴、玉花形砚滴、玉管笔、玉笔山、水晶鹿镇及玉图书等。它们均出土于朱檀墓,代表了亲王所用玉文具的品种及碾技。
青玉砚:砚端呈圆弧形,砚池椭圆形,座为木雕仰覆莲贴金须弥座式。
白玉葵花杯:实为砚滴,作五瓣花状,叶梗为把足,恰似一朵怒放的鲜花。此花形砚滴与宋元花形杯中的简括型类似,朴实无华、清心悦目,也是朱檀生前所用玉器中最为精美的一件。此外,尚有水晶卧鹿砚壶、水晶鹿形镇纸、玉押等文房用玉。
玉佩饰
此期佩饰玉器也很少见,通过白玉飞雁穿花椭圆牌及白玉雁坠可以知其概况。白玉飞雁穿花椭圆牌以椭圆环托鸣雁穿荷叶之图景,不论从构图还是呜雁飞翔穿花来看均可谓其为金、元春水玉之遗子。此牌碾琢精巧,画面恬淡,形象生动,韵味清新,不失之为元末明初佩饰玉中的佳作。白玉雁坠玉质温润晶莹,荷雁和谐静穆,令人爱玩不舍。
上述帝王及士绅用玉说明洪武时期玉器带有明显的宋、元遗风,特别是迁都北京之后,方确立了明初形式。从白玉镂雕蟠龙带环、白玉飞雁穿花椭圆牌,可以看到明初玉器形式上的精致严谨的特点。
明中期(成化一嘉靖中,1465-1544年)玉器鉴定
这一时期经历成化、弘治、正德及嘉靖前半段,共79年。明代的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在此期都出现了重要变化,这时也是介于早、晚两期之间的过渡期和转折期。
出土此期玉器的地点多集中于南京、上海、江西一带。南京魏国公徐倩墓出土木芙蓉玉带板1副(20铐)、金镶碧玉带板1副(20铐)o江西南城明益王朱佑槟(嘉靖十八年,1 539年殁)墓出土玉佩2副、玉饰22件、白玉带板1副(20铐)、青玉圭1件。上海浦东路陆琛墓(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殁)出土了白玉铁拐李、白玉蝶、玉鸡心佩、白玉带钩、镂空寿字玉、玉方扣、玉菊花扣、玉四瓣花、玉环、玉耳坠、玉戒指、玉道冠、玉簪等玉件,均为地主富商阶层所用之玉,说明富人用玉也是遍及全身。此期的传世玉器并不少,其中尚有若干佳品,说明此时期民玉有了重大发展。现分类作扼要的介绍。
朝廷用玉
此期玉带多达20块,出土的多为光素,亦有镂花者,如徐俏墓出土的镂空木芙蓉玉带板,其碾工却较为粗糙。嘉靖初年兵部尚书彭泽一品诰命夫人生前所用青玉花乌纹带板(图60、6 1)有大长方镑8、小长方铐4、桃铐4、铊尾2,共1 8块。碾治方法为在平地上镂空图案施阴浅剔法,呈隐起或凹减,使其略有起伏感,这是明中晚期常用的治 玉方法。而青玉螭纹带板其碾工颇细,尚有明初遗风。螭纹不见于明初,至明中期出现于工艺品的装饰图案中,但是运动感远不及元螭虎。此件螭纹似为本期风格。螭寓意“喜”,故沿袭至清末。
明代后妃以及亲王妃等皇室女性均有玉圭与玉带、玉佩等,配套组合为礼仪玉器,遇到有关的典礼活动时方佩执,死后往往敛于棺内。益藩端王妃彭氏 棺内也殓一玉圭,圭为青玉,尖首平底,谷纹直五行,横排作斜向交错。谷纹中行为十七粒,左右两行各琢十六粒零半粒;外侧两行也各十七粒,似蒲纹组织。其玉质欠佳,做工亦不精,反映了明亲王玉的情况。江西端王妃棺内所出的玉鸳鸯、玉鱼、玉羊、玉人、玉泥鳅等佩饰可能是其生前所用玉禁步的配件, 艺术上作抽象变形处理,形象简古诙谐,确为此期玉器的一种殊例。此期帝王玉工艺和艺术的水平都不高,实与民玉并无差别,这在鉴定时需要注意。
图60 青玉花鸟纹带板 (明中期)
图61 青玉花鸟纹带板 (明中期)
玉首饰
上海市陆琛墓出土了白玉束发冠、白玉观音插扦、白玉戒指等。白玉束发冠无梁,与墓主人的身份相符。白玉簪端饰镂空立兽头,大张其口,簪身分别阴刻“寿比南山”、 “福如东海”双勾楷体吉祥性词语及螭龙纹。白玉观音金插扦,观音立于锤金莲花座上,其面长方,略带笑容,碾工也都比较粗糙。从工艺艺术上观察与上述帝王玉几无差别,所以鉴别帝王玉与民玉的不同,不可仅着眼于工艺或艺术,其最重要差别,即在于功能上和使用人的身份上的尊卑。
佩饰玉器
陆琛墓出土的佩玉计有玉镂空佩饰、白玉鱼佩、玉童佩。白玉镂空佩上圆下方,似窗棂状,上部作绦 环,长方框内以四股曲折重叠纹组成“十”字状镂空纹,中心镂空开光。雕此玉镂空佩的玉工极尽镂空之能事,使其剔透空灵。白玉童佩天真活泼,白玉鱼口衔荷叶漫游河中,二者作工均不够考究,有失严谨,但颇有生气则是它们的可取之处,这是此期玉佩的特点。
压邪用玉
陆琛墓出土玉刚卯、玉严卯(图62)是明玉中极为罕见者 。八方体刻铭者应为刚卯,四方体刻铭者应为严卯。刚卯、严卯本为汉代压邪之物,仅于安徽毫县凤凰台一号墓与江苏扬州市邗江区甘泉东汉二号墓各出土一对,此后不见出土,而历代均有仿制。此刚卯、严卯出土于陆琛墓,其下限为嘉靖二十三年(1544 年),有重要研究价值。
白玉幻方(图63、64)长方形,上有两贯耳,一面阴刻兰经文,另一面刻十六方格,每格填一阿拉伯数码字,每直、横、斜行数字和均相等。此为伊斯兰教徒佩带护身用的信念物。因未见陆琛的资料,所以不了解其经历与信仰。仅从出土玉器来看,陆氏或其家属的信仰颇为复杂,既有驱邪的刚卯,又有护身的伊斯兰教信念物,还有佛教的观音,这为研究上海地区士庶的宗教信仰情况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图62 玉刚卯、玉严卯 (明中期)
图63 白玉幻方 (明中期)
图64 白玉幻方 (明中期)
玉器皿
此期玉器皿几无出土,但传世的却不少。青玉花卉纹灵芝耳杯:侈口、圈足,器身饰隐起花卉图案、灵芝双耳,是明中期带有寿意的新兴玉器皿形式。青玉螭耳杯、碧玉螭耳杯均为深腹、圈足、螭耳,并寓喜意,这种玉杯此期渐增。青玉乳钉纹耳杯属仿古彝杯,盛行于明中、后期,故传世者难以计数。青玉竹节式执壶:身、流、柄均为竹节状,盖钮为一坐翁。这种竹节式器皿的出现与明中期文人崇尚清高、孤芳自赏的生活态度及其在这一思潮影响下,以松、竹、梅为主流的“岁寒三友”绘画及图案的涌现有着密切关系。这种执壶宜茗宜酒,清淡典雅,士绅文人甚爱之,它适应沏茶泡茶之需而开一代新风。
陈设玉器
明代陈设玉器有炉、樽、匝、觚等多种形式,其中仿青铜彝者过大半。白玉兽面纹兽耳炉以青铜簋为范本,其器型、图案均与殷商“俑缶簋”相通。墨玉龙纹兽耳炉亦取簋作样,增损而成。青玉兽面纹中耳炉腹作分裆,三柱足,鼎式。乾隆时配紫檀木盖、鸳鸯衔莲钮,陈设于内廷。此炉与西周成王时“献侯鼎”相似,想必二者之间不无关系。青玉三足环把有盖樽是仿汉樽琢成。青玉云纹螭耳匹也是托古而制的陈设。黄玉觚与上述仿古彝玉陈设不同,是明工根据顾主情趣和时尚所需碾琢的,如海棠花型身、腹饰隐起螭虎纹等形貌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及新颖的世俗趣味。与此对比,上述仿各种古纹饰而制的炉、樽等器,均有着敦厚庄严、凝练沉稳的古色古香的遗韵。
肖生玉雕
此期玉肖生大体上有现实性的及祥瑞性的两大类,大多作怪异的禽兽形象,其作工约略可分为较为细腻的和趋向简略的两种。青玉狗、青玉卧马、青玉骆驼属于作工细腻工整的一类,保留了一些明早期的风格,但其神采有所不及,装饰性有所增长。青玉紫沁’狗侧重头部的刻画,身部则仅略施刀斧,做工趋向简略。其玉质多绺,有大片黑斑,玉匠为了化弊为利,便施焦黄色伪沁,冒充古玉以蒙混视听,这是在仿古玉和伪古玉上常见的现象。青玉角端香熏:角端属于瑞兽的一种,据《宋书·符瑞志》载: “角端者,日行万八千里,又晓四裔之语,圣主在位,明达外方幽远之事,则捧书而至。”它是歌颂君主圣明之器,故在明、清宫廷陈设中多用之,亦可视为朝廷用玉。白玉蟹极为逼真而又生动。置入蟹群中几可乱真,说明苏州专诸巷玉工对螃蟹的生活习性了如指掌,便可得心应手地将佐餐佳肴肥蟹碾琢得如此绝妙。
从现已寓目的自帝王到富商文人所用的此期玉器看来,有的仍不同程度地保留了明早期风格:有的则已出现了趋向简略的作工:还有的形体较小,碾工粗糙,以意为之。该期时作玉与仿古玉并存,手法灵活,面貌不一,多带有过渡期的承前启后的特点。
明晚期(嘉靖中一崇祯,1545-1644年)玉器鉴定
此期宦官擅权,朝政腐败,但由于城市经济繁荣、手工业兴旺、海外贸易昌盛、资本主义萌芽缓慢成长,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巨大发展,玉器手工艺规模扩大,分工较细,技术水平提高,碾制了大量玉器o但造型艺术和装饰纹样均受到了很大局限,如唐、宋、元那样富于人生情趣的花卉禽鱼大为减少,带有诗意吉祥内容的作品大为增加;仿古玉器的碾制更为活跃,砣琢了一批仿古彝和仿汉佩饰。在雕工上趋向粗犷简略、奔放不羁,与明早期截然不同。在北京、苏州南北两地形成了碾玉中心。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载:“良工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准确地反映了明晚期玉器工艺发展的实际状况。
明晚期苏州玉坛之规模及其碾玉水平居全国之冠,锻炼和造就了不少的名师巧匠,但留下芳名的只有陆子刚一人而已。关于陆子刚的身世及其碾玉技艺等资料甚少。现知陆氏系嘉靖万历时期太仓州人,是一位碾玉妙手,碾治了玉簪、白玉印池、水丞、避邪、百乳白玉觯等作品o现存陆子刚款传世玉器很多,遍及各省市文物单位,国外也不乏收藏。故宫收藏陆子刚玉器约30件,大部分是清宫旧藏,有壶、杯、洗、盘、墨床、笔格、笔舔、磬、佩、璜、篇、勒子、带钩、簪等器。款识有阴有阳;有三字也有两字;有篆隶也有楷体。图案题材也多种多样,或作写意山水人物,或镌刻工细的龙凤,或题诗文。玉分青白,有呈强烈光泽者:也有暗淡无光者。总之这批子刚款器风格杂陈、优劣悬殊、真赝混淆,有待鉴别。
出土的子刚款玉器有两件,其中玉环把杯已正式发表。
已发表的故宫收藏子刚款器有:玉合卺杯、青玉桃式杯、青玉象耳炉、青玉婴戏纹方壶、玉山水人物方盒、茶晶梅花花插等六件。其名款、作工均无一相似者,这就是最大的疑点,究竟孰真孰赝,需要严肃对待。
江西南城明益宣王朱翊鈏(万历三十一年葬)墓出土玛瑙七梁冠、白玉带、玉佩、玉鸳鸯、玉猪;元妃李英姑(嘉靖三十五年葬)有玉带、玉圭、玉佩、玉戒指、玉钿花陪殉;继妃孙氏(万历十年葬)有玉带、玉圭、玉佩从葬。南京沐睿墓(天启七年葬)出土玉佩、螭虎佩、鹤纹玉碗、花形碗、双螭耳环、提梁卣等玉器。从上述诸器中可以了解明晚期亲王和异姓王后裔的礼制玉和生前所用玉器情况。上海市宝山县朱察卿墓出土青玉猎狗紫檀木镇、青玉钮紫檀木镇、青玉镂空牡丹带扣、青玉云头、白玉扁环、青玉短簪、青玉弯头短簪、青玉圆帽长簪、玉吹箫人佩、玉老人佩、白玉云螭长方佩、玉灵芝钮等小件玉器,可以代表江南经济富庶地区的商人、文人日常生活的用玉情况。这些玉器可能均由苏州专诸巷玉工碾制,作为商品出售,而朱察卿等富有者从玉铺购买。玉器已成为贵重商品,店主即为利所驱,往往是以牺牲其工艺与艺术为代价,降低其价格提高市场竞争力,甚至以粗制滥造者充之。这可能是明代玉器艺术质量受损的一种不可抗拒的社会背景。
万历帝朱翊钧定陵出土了大批玉器。计有玉带、玉佩、玉圭、玉带钩、玉壶、玉爵、玉盂、玉碗、玉耳环、玉首饰等多种玉器,表现了明皇帝、后妃生前在礼仪、服舆及生活等方面所用玉器的情况,也是明末典型的帝后玉。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帝后用玉往往与錾金工艺或珠宝镶嵌工艺结合在一起,珠宝格外突出,这在礼制玉器上也是一次突破,为我国古老的崇玉传统打上了新的楔子,成为以金镶珠宝为点缀和衬托的“宝钿真珠装”的玉宝器。此期帝后玉的特点,与益宣王朱翊钥、大臣王锡爵、沐睿以及文人朱察卿等墓出土玉器相比确有天壤之别,说明墓葬出土玉器的质量高低、形体大小、数量多少都是检验其生前权势和财富占有量的尺度标志。帝王占有玉器难以计数,但其质地未必都是优等的。经观察比较,万历本朝玉器的玉质等次可分为四类,其一为优质玉,以白玉泥金佩、嵌宝白玉带钩、金盖金托白玉碗、白玉带板、碧玉带板为其代表,其玉质极优,光工精良,均呈现较强的玻璃光泽,这是明代优质玉的普遍性特点,与清玉有所区别,这也是明清两代玉材鉴定的不同标准。也可以反映万历朝皇家玉工工艺水平。其次为糟坑玉,玉质虽优,但器表留下疏密不等的点状小坑,受侵蚀之后呈现出浅黄色,光泽不强,玉爵杯即属此类。玉爵杯以立体之龙作把手,碾工稍嫌粗犷,光工亦不足,器表不平,光泽不强,这种玉是明代常见的。当然,在糟坑的掩盖下玉质并不划一。其三为劣质玉,玉质极次或较次或石性较重,瑕玷绺道颇多,制器碾琢、光工均劣,属于这一类的有平底折沿面盆及光素的璧、琮等器。玉盆色杂,是青白、浅碧交织的“掺色玉”这种劣质玉相当于清廷的“不堪用玉”,在清代要送到崇文门或各织造、钞关变卖出售。可知明、清两代皇帝在玉材优劣的选用上有着各自的不同标准。正如上述《明史》所记,边疆各族首领所贡不堪用玉确实进入了明内廷。第四类为以优劣不等的回残玉碾琢的小件玉器。玉杂佩、碧玉素佩和玉嵌首饰等即属此类。皇后所用唯珠宝玉首饰之玉较优之外,多用上述第三、四两类玉碾造,因而在玉质、雕工两方面均不能与万历帝所用玉器相比。皇家既然若是,当然整个社会各地富豪可能也是如此。了解了这一点,对我们认识与掌握明代晚、期玉器的复杂情况是有很大帮助的的。
我们掌握了帝后、王妃、显吏、高官以及备层次的富商、文石人所用玉器的优劣等鉴定标准之一后,现在再来介绍各种玉器的特点。
朝廷用玉
朝廷礼制玉器甚繁,但流传至今的甚少,仅有玉带、玉圭、 玉佩三种。
明晚期玉带仍然多数为二十 铐,图案虽有定制,也颇为灵活。如江西益宣王继妃孙氏所用碧青玉带十六铐,除了长方形、桃形之外,还有瓜形和吊兰形,玉面隐起牡丹,雕工粗放,涂金。1956 年新建县乌溪乡宁王家族墓出土的白玉平凸龙纹带板,其碾工特殊,玉质精良,减地平凸,龙纹立鬣无鳞,地作麻点,衬托得龙纹光洁而突出,这是引入石作麻地雕法而获得成功的孤例,此期传世玉带有镂空的人物带板及各式云龙纹带板,均纤巧玲珑,其尺寸略大于早、中期。益宣王朱翊铝睦所殉玉玛瑙发冠、玉带、玉佩、玉猪、玉鸳鸯等玉器在名色上颇具特色,尚属孤例。也是晚明帝王玉的鉴定标准器。
定陵所殉皇后生前佩系之描金玉佩及白垂叶宝石花佩一副(亦名玉禁步)均出于随葬器物箱内,为皇后生前佩玉,虽在雕玉工艺上并无魅力可言,但对研究明代后妃玉佩确有重要的佐证价值。益宣王及孙妃之佩最为完整亦可验证明史记载。
万历帝朱翊钧生前所用白玉龙首嵌宝石带钩,代表了皇家玉镶宝石的工艺水平,宝石的分量甚重,大有压住白玉之势,这不能不说朱翊钧在古玉观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万历帝生前御用白玉龙首嵌宝带钩相比,王锡爵生前所用青白玉鸭首带钩不仅玉料不及前者,而且显得格外朴素淡雅,毫无富贵之气。这是王玉与民玉的重要区别,鉴定时须留意这种差别。
玉首饰
此期玉首饰因受金镶宝石首饰社会风气的j中击,往往填加宝石,制成金镶玉宝石首饰。这种见于唐代的宝石首饰以万历皇后佩用的为最优。
孝端皇后生前所用白玉镂空寿字镶宝石金簪,白玉作莲花托寿字,嵌红、蓝、绿宝石及猫眼石,使玉与宝石相互衬托,都十分突出,显得更加富丽、华贵而又典雅,这是单纯的宝石首饰无法比拟的。由簪背面中部铭纹“万历戊午年造”款可知此簪成于万历四十六年(1 61 8年),可以反映1 7世纪初明代皇家金玉宝石的工艺水平。
孝靖皇后生前所用镶珠宝玉花金蝶鎏金银簪,是一件玉、珠、宝、金、银互为辉映的发簪,玉有白玉菊花两重及碧玉叶,还有金累丝蝴蝶、镀金银丝花枝,再嵌红、蓝宝石、猫眼石和珍珠。运用与发挥多种珍贵材料于一器而又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平,乃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这件镶珠宝玉花金蝶镀金银簪既充斥着珠光宝气,而又能和谐统一,应当承认它是成功佳作。白玉佛累金丝镶宝石镀金银簪是以白玉立佛为主体的金宝银簪,玉立佛为羊脂白玉,温润莹泽,其面相安详和谐,作为小件玉佛像是非常难得的。
孝靖皇后生前所佩白玉兔金镶宝石耳坠,也是一件以白玉兔为主体金宝复合的工艺品,白玉立兔目嵌红宝石,正在执杵捣药,以三朵祥云烘托,嵌猫眼石,头上嵌红宝石,系以金环。这是间接表现了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给人带来美好的遐想。
无锡市龚勉墓出土弯头玉簪,是城乡土绅所用,以实用为宗旨,朴素无华。
另有民间通行的牌饰空灵细巧,耐人寻味。
玉器皿
此期出土玉器皿较少,主要集中于定陵。计出土了万历帝生前所用的金托玉执壶、金托玉爵、白玉盂、金盖托玉碗等多种器皿。这四件玉器皿是皇帝用玉,是皇家玉器的代表,也是鉴定标准器。
传世的玉器皿较多,除了类似定陵出土的器皿之外,尚有匝、炉、樽等,多为仿古之器。此期玉器皿最富有鲜明时代感的莫过于壶、杯两类。这说明吃茶、饮酒之风弥漫于世,故带把的玉壶遂与日俱增。
青白玉莲瓣壶(图65):流、柄均作龙首,器身似盛开之莲花,花瓣开光内又碾芙蓉、兰、梅、菊等花卉,壶盖做成荷叶形,鸳鸯衔荷钮。这种造型奇特、装饰繁华的玉壶是很少见的。白玉云鹤纹小壶(图66)腹饰隐起鲤鱼跳龙门图,可做卤壶亦可用为砚滴。青玉婴戏图壶(图67):狮钮盖,兽首衔流,曲柄,抹角、方形身。通身各面均施婴戏图,婴儿天真烂漫,亲昵可爱。盖钮底镌“子刚”二字名款(图68)。青玉八仙图执壶端庄秀美,是由宋金银执壶发展变化而来的。
玉杯形制也是异彩纷呈,琳琅满目。如青玉双螭耳杯、青玉镂空葵式杯、青玉菊花耳葵花菊瓣杯、青 白玉梅花杯、青玉莲枝桃式杯、子刚款青玉桃式杯、 青玉菱花双耳杯、青玉芝竹寿字单耳杯、青玉竹节杯禾口青玉英雄合卺杯等形式千变万化,不胜枚举。
图65 青白玉莲瓣壶 (明晚期)
图66 白玉云鹤纹小壶 (明晚期)
图67 青玉婴戏图壶 (明晚期)
图68 青玉婴戏图壶 (明晚期)
陈设玉器
陈设用玉器多为罐、炉、觚之类,近似瓷器中的青玉童子卧马(图73)应琢器肖生玉雕及大件酒具亦可共陈设之用。譬如高达34cm的玉寿字壶,可用作茶酒器,但若置于案上充当陈设却也会引人注目的。所以,陈设玉器的界定并不严格,此期不少大件实用性玉器均可作陈设之用。
青玉镂雕灵芝式花插(图69)是可供插花的陈设器。身为灵芝花口,以镂空湖石、灵芝草、水仙、竹 为座,谐音“灵仙祝寿”,这是明代盛行的谐音图案或器物名目。灵芝枝权,是生长有年的老灵芝形象,水仙清新秀雅,镂空技巧富于变化,清灵透亮,灵巧精细,碾琢十分成功,当系苏州巧匠所为,远胜朱翊钧生前用玉。
子刚款茶晶梅花花插(图70、7 1)利用白晶碾梅花,在茶晶衬托下显得格外鲜明。这件玉花插受到当时画坛上盛行的梅兰菊竹四君子画的影响,突出了梅花不怕寒冷,以表现高洁的品格。青玉兽面纹八出戟方觚(图72):方口外撇,长颈,方腹突起,足上收下阔,四角施镂空花脊,上下施仰覆蕉叶纹,中施兽面纹,仿商觚而又加以变化,继承了宋仿古玉的传统做法而不染色。
图69 青玉镂雕灵芝花式插 (明晚期)
图70、71 茶晶梅花花插 (明晚期)
图72 青玉兽面纹八出戟方觚 (明晚期)
肖生玉雕
此期肖生玉与器皿、陈设一样较明早、中期更为发达,而且时代风格更为鲜明。有一件佛像不便单独立项,故在本节中介绍。
青玉童子卧马(图73):应为婴戏的一种,一抱瓶童子坐于卧马的背上,马作仰首状。细审马首,乃成圆桶形体,用粗阴线琢饰眼、鼻。童子头面作椭圆球状,面部五官也用粗阴线勾勒。此时玉肖生呈几何形体化,既是玉肖生的特殊现象,又是当时整个雕塑艺坛上出现的新情况和普遍规律。在人、马的表情处理上往往也是采用典型化、程序化的手法,加以示意性表现。这种表现手法在佛像上尤为突出。
青玉菩萨(图74):坐于犼背上,左足踏于犼颈,犼扭头向上,作了九十度的大回转,这是超出了颈部运动的可能极限,当然是不合理的,但是玉工敢于打破常规,大胆地雕琢了犴l夸张的动作,确实不可思议,但又是事实。故可以此作为人物、兽类玉雕的鉴定标准。这当然是微观鉴定的反面标准,仅可用于明晚期,不能普遍推广。菩萨头戴五瓣花冠,面像温和安详。匠师成功地创造了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形象,刻画得非常细腻,说明玉工是怀着虔诚的皈依心情琢治此像的。菩萨的身躯也变为圆筒形,施隐起璎珞,其他细部均用粗阴线碾琢。这种几何形体化菩萨像的作工绝非个别的特殊现象,许多木、金、泥塑的佛像、菩萨像也是采用这种手法雕塑的,这就是明晚期玉肖生的特点,尤其人物类肖生不少都是采用这种作工完成的.
青玉麒麟(图75):怒目张口,貌似凶狠,但它还是一种善良祥和的瑞兽,如“麒麟送子”就是妇孺皆知的祥瑞的象征。它的四腿叉开,尾上撅,似乎将要奔驰,其造型不顾大体,强调歧变,标新立异。碾琢也极为粗犷无羁,其形体的各个局部都可解析为粗细长短不一的圆筒形。这种几何形体结构确是此期玉肖生的特点,这也是晚明肖生玉的重要鉴定标准,但并未引起收藏家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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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青玉童子卧马 (明晚期)
图74 青玉菩萨 (明晚期)
图75 青玉麒麟 (明晚期)
明代晚期的玉器完全受到商品生产的支配,甚者偷工减料,以减少玉材耗损,增加成品斤两的伎俩以获高值,然而又以其特殊的、生拙的工艺性、装饰性吸引着主顾。
总之,明代玉器演变的线索是十分清晰的、有迹可寻的初期玉器趋向于精致严谨,晚期玉器绚丽繁华,商品化、工艺美、装饰美的格调完全形成。中期为初、晚两期的过渡,而多少带有工整、细巧的风格,随之还出现了简括潦草的做工。从艺术方法看,明晚期玉器艺术完全背离了宋元玉器的现实主义形神兼备的主旨,误入主观意念化、程式化的拟古主义的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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