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古要论》作者曹昭,松江人,字明仲,生卒年不详。此书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由同乡舒志学叙其篇端。其初版付梓年月不详,估计距成书时间不会太久。
其父“真隐处士生平好古博雅,素蓄古法书、名画、古琴、旧砚、彝鼎尊壶之属,置之斋阁以为珍玩”。曹昭深受其父熏陶,他在《格古要论》序中写道:“予自幼性亦嗜之,侍于先子之侧,凡见一物必遍阅图谱,究其来历,格其优劣,别其是非而后已。”舒志学在另一篇序中也提到:曹氏“世为吴下簪缨旧族,博雅好古,凡世之一事一物莫不究其理、明其原,而是非真伪不能逃其鉴。”从上述两则序中可知,曹昭乃收藏世家之后,尤善精鉴。
因曹昭在序中自称“迨今老犹弗怠”,可推算他出生于元中期,其父可能出生于宋末元初,故此书虽然成于曹昭,然可视为父子两代自元中期至明初玩古经验的总结。
今版为《新增格古要论》,由江西吉永人王佐合李庄、孙纪收藏二旧本,于景泰七年(1456)四月至七月考核增补完毕,天顺三年(1459)四月上旬点校始毕,并命工锓梓,唯距曹昭成书已逾六十载。后有郑朴其人对王佐所增持有贬义,于是“再校而梓之”。郑氏在再校本的序中指出:“若王之所增大有可汰,而且仍其旧,则愿览者各从所好为所人也。”可见郑本保留了王佐增补部分。而因书中金、石、珍宝、器物之类由王佐“各随所见闻以类增人’,可知新增部分并非只征之文献。
《格古要论》“古玉”并未直接记述伪古问题,但此书的序文也透露了明代伪古
文物的一些情况:
尝见近世纨绔子弟习清事古者亦有之,惜其心虽爱而目未之识矣。因取古铜器、书法、异物,分其高下,辨其真赝,正其要略,书而成编。(曹昭《格古要论·序》)
作者公开声明,著《格古要论》的目的在于品评和辨伪。
遂著为《格古要论》以辨识器物,使玉石、金珠、琴书、图画、古器、异材莫不明其出处,表其指归,而真伪之分了然在目。凡诈伪苦窳之器不能眩惑求售,可谓有益于世矣。(舒敏志学《格古要论·序》)
从序文可知,明初伪古已大肆泛滥,使收藏者蒙受不少损失,于是鉴别真伪已成为收藏家的头等大事。在这种背景之下,收藏家真隐处士之子曹昭,至其老年便撰著《格古要论》作为“纨绔子弟习清事古”“辨其真赝”的教科书。此书卷之六《珍宝论》,“玉器”列为首,“玉名”次之,“古玉”再次,此后又列“沙子玉”、“罐子玉”、“石类玉”、“圆块玉”、“硝子”等条目,对研究元、明玉及伪古玉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仅介绍有关玉器的条目:
玉产地
玉出西域于阗国
西域于阗,清更名为和阗,今写作“和田”,即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曹昭限定只有于阗出玉,证明了唐宋之后玉业专用和田玉的史实,这一点非常重要,他暗示了和田玉不仅是帝王玉的主流,在民间所用之玉亦来自和田。因其以为岫岩玉、独山玉、蓝田玉、鸳鸯玉、蜀玉等等俱非“玉”,故不见于该书,这样也造成了其他地区均不产玉的狭隘的错误认识。
玉色
和田玉“有五色”,未言有哪五种玉色,但在下面他又具体阐述了白玉、黄玉、碧玉、黑玉、赤玉、绿玉、甘青玉及菜玉等八种玉色,按其文义理解,白、黄、碧、黑、赤、绿六色为其主色调,具体特征如下:白玉其玉如酥者最贵,但冷色(即饭汤色)、油色及有雪花者皆次之。
酥以牛羊乳制成块体或浆,其色白或略泛浅黄。曹昭所言之“酥”可能与豚油白、羊脂白同义。油色类似菜籽油、花生油之类,是质感、色调不够清爽纯正的色彩。此中有一个分寸把握的问题,古今均承认和田玉是类似动物脂肪的颜色,与油色有别,但把握脂肪与油色的区别确是有难度的。有雪花者:即玉内含似雪花纷飞状的瑕玷,与行内俗称“白脑”、“鱼脑”一类瑕疵相似。
黄玉如果者为贵,谓之甘黄玉,焦黄色者次之。
黄玉以栗色为贵,栗即栗树所结之果实,此“栗者”即指栗仁,俗称栗子,干后呈浅黄色,炒熟呈黄中透褐之色,亦即甘黄色。焦黄即老酒黄,呈黑中透黄或呈黑黄之褐色。
碧玉其色青如蓝靛者为贵,或有细墨星者,色淡者皆次之,盖碧即今深青色。
和田白玉
黄玉
碧玉的色调,由曹昭释为青色或深青色,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称为青玉者中泛有浅的蓝靛色。古玉中真正的碧玉也不甚多,往往与绿色玉混称。我们今天所讲的和田或玛纳斯两地出产的“碧玉”实为绿玉之误。明人和今人所谓之“碧玉”各有所指,不能混淆。
黑玉其色黑如漆,又谓之墨玉,价低,西蜀亦有之。
今见和田墨玉河所出之黑玉子玉,在戈壁滩上亦偶可拾到,此子玉说明此戈壁本为河谷失水干枯而成。
黑玉多出于今和田喀拉喀什河,子儿状,色漆黑,亦称墨玉。今黑玉与墨玉不同,黑玉为纯黑色玉,墨玉为青玉内含密集的细墨星者,往往透出深青(灰)色地子。西蜀墨玉似应以大溪文化的黑玉人面形佩为代表,然广汉三星堆所出玉器,其黑玉皆为深灰色。忽必烈汗“渎山大玉海”,乾隆帝定为蜀玉,实为白地黑章之墨玉(或青玉),故有待深考。
今称青玉中夹带条斑者或墨玉夹白条者均为“青花”,古无此名,可知玉色名目亦在玉行中随意增加,岂不知尚有唐人称之为“斑玉”者;另外,“青花”一词与瓷器“青花”相重亦不便。经详审,其“黑章”并非“黑”而是浓绿色,远看似黑,近看其薄处显出绿色,所以“黑章”的说法不够确切。
赤玉其色红如鸡冠者好,人间少见。
戈壁黑玉(墨玉)子玉
青花(青玉夹带条斑)
青花(青玉夹带白条)
寥绿玉
数十年来遍问取玉于和田的人,均答:“从未见过红色和田玉。”和田实不产赤玉,曹昭也承认‘人间少见”。
绿玉深绿色者为佳,色淡者次之,其中有饭糁者最佳。
此系明代时人对绿玉的品评,可供参考,不必拘泥。今已查明,绿玉出于和田与玛纳斯两地,确有深绿色、墨绿色、淡绿、色及内含浓绿似墨色粗细点者,其点或密或疏、其色有匀者与浓淡相间者,以深绿色或内含墨色米粒点的最佳。
甘青玉其色淡青而带黄。
现已查明,若羌、且末两县所产玉材中均有这种淡青带浅黄色的甘青玉。
菜玉非青非绿如菜叶,此玉色之最低者。
菜玉本为绿玉的一种,因其绿色不纯,类似菜叶色,故名之为菜玉。
菜叶色:按江南人的习惯,应是蔬菜未成熟之前或采摘后干老的泛黄的色调。
菜玉即青中泛浅黄绿色的玉。
如果将赤玉、甘青玉、菜玉等色调除外,实有白、黄、青(碧)、黑、绿等五色,曹昭“玉有五色”的说法疑即指此而言,这也符合当今和田玉玉色的实情。
玉性
利刀刮不动,温润而泽,摸之灵泉应手而生。
“利刀刮不动”是指其硬度比利刀还硬,但这不是和田玉独有的特性。曹氏在形容硬物之硬度时多次使用此语,如:句容茅山石好者,与真玉形似,“刀刮不动”;水晶其性坚而脆,“刀刮不动”。然玉性最重要的特征是“温润而泽”,这是孔子论玉德时定下的基调。“温”与“冷”相对即有温和之意,也是君子有德的首要体现,如:“君子温其如玉”。“温”与“干”相对,有湿润、润泽之意。泽是光润、光辉、光泽之意,经过抛光的玉器,具有脂肪光泽或玻璃光泽。上述“温润”虽是内蕴的,但又属于观念的、感觉的范畴,是由内而外如“泽”般显现。
“摸之灵泉应手而生”,是指摩挲玉器时好像神灵之泉涌那样,可以在手掌上生出温润之感。这种体会是他们数十载摩挲古今玉器时生成的感受,不可强求。
绿玉
白色为上
凡看器物白色为上,黄色、碧色亦贵。
我国古代对玉色的品评以尚白为主流,曹昭亦崇尚白玉,以白为上,他也珍视黄玉和碧玉。但也有的鉴赏家首重黄玉,把黄玉列为第一位,白玉次之。这是鉴赏家个人见解,不足为训。
碾琢
碾琢奇巧、敦厚者尤佳。
碾琢是用砣机(旋转型的蘸水砂攻玉的工具)治玉,所制之器应具有奇巧、敦厚的格调,这是曹昭玉器工艺审美观。他主张玉器在工艺上要做到奇异巧妙、巧夺天工,在格调上要做到敦实厚重、返璞归真,而且两者要结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时代风格,这才是佳作。这也是针对元末玉工艺日趋粗犷而发的肺腑真言。
玉病
瑕玷、铍动、夹石及色不正、欠温润者价低。
这是曹昭指出的玉质的五种缺点,均为玉病,即玉中有小赤、污点、色斑或“缺”等缺点。“瑕”、“玷”常常连用,可释为有小赤或泛指玉病。《说文》释“瑕”为“玉小赤也”。玷:《增韵》“缺也”;《集韵》“玉病”。“散”为皮皴裂褶,即裂纹。动,颇费解,可能是“洞”之误,玉表遭蚀出现散褶和大小不等的孔洞。“夹石”是指玉内夹有石性者。色不正即白、黄、碧、黑、绿之外的混合色调。严格地讲,甘青玉、菜玉及杂色玉均为色不正玉。“欠温润者”即清凉干燥之玉。凡玉有了上述毛病即影响其价值。
古玉沁色
古玉器物白玉为上。有红如血者谓之血玉,古人又谓之尸古最佳。青玉上有黑漆古、有渠古、有甄古者价低。尝见菜玉连环上俨然黄土一层并洗不去,此土古也。
沁是指古玉在瘗埋条件下受各种矿物、有机物质、水分、温度、湿度的影响而附着的染色。曹氏《格古要论》虽未见“沁”字,然“沁”已见于宋代著录,在明初古玉收藏家之间广泛流传,成为人人皆知的普通常识。故曹氏对古玉上的沁色已颇为注意,指出有血玉、尸古、黑漆古、渠古、甄古、土古等等,也就是沁和土垢。古玉以白为上,白玉受沁显色较为真实,颜色也比较鲜艳。红沁如血,名为“血玉”,是明清及近现代收藏家十分喜欢的沁色,古人称之“尸古”的血玉是最美的血沁色。“尸古”还有另一种解释是:尸体腐坏过程中染到玉器上的色污,古意甚浓。青玉上的沁色往往使玉本色加重,不如白玉上的沁色那样鲜明,多出现黑漆古、渠古、甄古等沁。“黑漆古”即玉表面上附着一层漆黑的沁色,一般仅在表面形成薄薄的包裹层,不伤玉肌。长沙楚国铜镜偶尔亦可见其表面呈漆黑色,它是长沙坑玉器中的佼佼者。“渠古”,渠为水所居处,如沟渠,也就是指常年浸泡在水中的墓葬玉器,古玩界称之为水坑。水坑古玉表面往往生出一层水锈(垢),也是坚固不易剔除。“甄古”,治陶器之谓,甄官即汉唐时掌砖瓦的官吏。治陶需以火烧窑成器,即指玉在墓中经化学元素侵蚀变为鸡骨白色。因玉经火烧变白,故鸡骨白亦称火坑。“土古”是
指玉器在墓中经土壤蚀变,表面呈现类似黄土或污泥等的附着物。
出土玉器经世人了解并收藏由来已久,他们给予古玉表面的变化以恰当的名称,这些称谓在宋元至明初的收藏家之间已频繁使用;而“尸古”可能出现得更早些,在唐代已出现,至清代仍未废除,可见于著录之中。这些沁名也是收藏家判断古玉年代的标准之一。但不足的是,曹昭、王佐等人并未揭示伪沁的内幕。
接下来,曹昭又介绍了其他几种“玉”:
沙子玉
此玉罕得,比之白玉,此玉粉红润泽,多作刀靶、环子之类,少有大者。
沙子玉产地不明,“此玉粉红”又非和田玉甚明,待考。据悉,今俄罗斯白玉经盘后往往出现粉红色,可供参考。
今称沙子玉者,是从和田玉龙喀什河古河床上采掘出土的小块白子玉,往往带有秋梨皮、琥珀、鸡血等沁色,令人爱不释手。
罐子玉
雪白罐子玉系北方用药于罐子内烧成者,若无气眼者与真玉相似,但比真玉则微有蝇脚,久远不润且脆甚。
罐子玉是玻璃,于山东青州府益都县颜神镇烧造。明御用监于此设外厂为内廷烧造“青帘”等物。颜神镇玻璃当地称为琉璃,用马牙石、火硝等粉末置于罐(亦称坩埚)内,用煤炭烧炼而成,可炼白、红、蓝、紫、绿、黄等各色玻璃,其微透明的白色玻璃可充为玉,当地人称为“料”,南方人称其为罐子玉。内无气眼的罐子玉有一定的欺骗性,可充作真玉但往往有“蝇脚”(类似苍蝇脚那样的多叉纹路),表面容易生污垢,既干又脆又重,有经验的收藏家—上手便可觉察比玉要重得多。比重不同也是罐子玉与白玉的区别之_。
中国自制玻璃甫一出现即被利用作玉的配伍器或代用品,称之为仿玉玻璃。仿玉玻璃起自西周,至迟起于战国,以后历朝均有之,如:玻璃璧和剑首、戢、璐等器。仿玉玻璃盛行于汉唐,如:汉代的玉衣片、玉豚、玉蝉以及九窍玉等;唐代以玻璃代玉铐,宋、元、明、清依然不衰,如:元药玉圭;明末史可法仿玉玻璃带板(应为苏、扬烧造,并非山东颜神镇琉璃),以玻璃烧造钗、簪、镯、戒以及陈设的小玩意儿,至现代仍不乏干此勾当者。
曹氏虽未指明有人以罐子玉制器以冒充玉器欺骗收藏家,但从其语气判断,当时应已有此事实。
石类玉
句容茅山石白而有光。有水石,冷白色,或有水路、或有饭糁,色好者与真玉相似,虽刀刮不动,终有石性,不温润,宜仔细辨之。
句容茅山石和水石是两种类似玉的石头,色好的与真玉相似,但有致命的缺点:即有石性可察;再者干燥而缺少温润。只要仔细观察便可识别。从曹氏语气可知当
时有以茅山石和水石以充白玉者。
其实,石类玉即类似玉的石料,它不是玉。当然,石类玉涵盖宽泛,不止句容茅山石一种。
硝子
假水晶用药烧成者,色暗青有气眼,或有黄青色者,亦有白者,但不洁白明莹,谓之硝子。
曹氏称硝子为假水晶,也就是透明玻璃,有白色、暗青色或黄青色,往往内有气眼,透明度、光亮均不及水晶。日本称玻璃为硝子,两者涵盖虽有广、狭之分,但其本意是一致的,即都是人工烧造的玻璃。我国伪造水晶尚不知起于何时,见诸文献者可能始于《格古要论》。迄今发掘出土的制造年代最早的透明玻璃器皿也是明代的,可知硝子在明代已有,并引起收藏家的注意。估计此时硝子产地仍为山东益都颜神镇。宋代烧造玻璃的苏州、福、州等城市不知此时是否还在烧造。
从上述《格古要论》的十一个条目中,确无直接谈到伪古玉,但是该书中所记以罐子玉、石类玉等材料充玉制品、以硝子充作水晶等记载,确实说明明初已有用假玉料制作器物的现象。而且从现存的已被鉴定为明代的玉器之中,确有烧人工沁色的伪古玉,当然也不排除其冒汉宋玉之名在市场销售以欺骗购买者。上述记载对我们当今收藏家来说,尤为重要的是它提及的明代初期玉器的概况,这对研究明仿古、伪古是有裨益的。
陆子刚,太仓州人,生卒年不详。从地方志和同时代文人著录,可知其为嘉万时期人,嘉靖晚期至万历前期在世,相当于十六世纪的下半叶(? -1592?)。陆氏长年在苏州府琢玉,在世期间已名噪一时,可与缙绅同坐。明末文献中不止一次地提到目睹摩挲陆子刚所琢玉器,如白玉辟邪(水注)、玉水中丞、周身连盖滚螭白玉印池、玉簪、百乳白玉觯等数器引,备受赞赏。高濂在《遵生八笺·燕闲清赏·说文房器具》中,对陆氏玉器评价有两条关键词:一是“法古旧形,滑熟可爱”,关键词是“滑熟”,做到“滑熟”是不容易的。二是“工致侔古”,似可作为辨证陆氏玉器的具体标准。关键词是“工致”,“工致”系指其工艺而言,‘工”即工巧,“致”即精致。“工致”有着工巧精致之意。然徐渭《咏水仙》七言诗对其略有贬意。他的评语“昆吾锋尽终难似”,指其功力不足,使尽浑身解数终究也达不到相似的水平,碾琢远不能与绘画相比,尤其“似”这个字十分重要,是神似还是形似?抑或形神兼备?
关于陆氏碾玉,向有刀刻之说,如《太仓州志》(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刊行)指明陆子刚治玉“用刀雕刻,遂擅绝今”。而略早的徐}胃(1521-1593年)却有“昆吾锋尽终难似”句,若联系中国琢玉工艺史及明宋应星《天工开物》的记载,当时玉工普遍用水凳砂碾治玉,而不用刀雕刻,上述记载颇令人费解,莫非《太仓州志》的记载是受到了徐渭的影响?看来关于陆子刚治玉是用刀刻还是用砂碾,确为鉴定陆子刚玉的一个关键环节!然文献记载仅有上述几个字,并无济于问题的解决,所以今后须从现存子刚款玉器来考察,方可得出答案。
陆子刚所治玉器,价格极为昂贵,非普通士庶所能承担,如“所遗玉簪,价一枝五六十金”,即使在经济高度发达的苏州地区,这个价格亦令人咋舌。明末王世贞亦指出,苏州的陆子刚玉器、鲍天成的犀角器、朱碧山的银器“皆比常价再倍”。陆子刚器行市既然如此被看好,难免为趋利若鹜的商人相中,便指使玉工仿制,以获高额利润。高濂《遵生八笺》记有四件陆子刚所制玉器,其中一件周身连盖滚螭白玉印池“工致侔古,今多效制”,可知仿陆子刚玉器在明万历初期已甚普遍,想必至清已泛滥成灾,并累害至今。
陆子刚玉既然有大量伪器,我们就有责任去伪存真,恢复历史原貌。可是这项工作难度颇大,非轻易可为。因其传世数量有限,国内各博物馆收藏子刚款玉估计不超出二百件,且收藏地点分散,信息不畅,情况不明。目前比较便捷的方法是先由两岸的故宫博物院做起,各自先将收藏的子刚款玉器收集齐全,经过周密研究,作出可靠的结论,之后再公诸于世,以推动子刚款玉器的综合研究工作。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子刚款玉器大约三十件,大部分是清官旧藏,有壶、杯、洗、盘、墨床、笔格、漆笔、磬、佩、璜、瞒、带钩、簪等等。《故宫周刊》第四册3 64期发表了《明陆子刚制茶晶花插》(参见P66),肯定其为陆子刚手制之器;1960年故宫博物院将该器定为一级乙,定级缘由是“陆子刚作品传世极少”,再次确认其为陆子刚真品。然笔者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整理陆子刚款玉器时认为:“子刚款器风格不一、优劣悬殊,其中必有缘故”,需要重新系统整理,排比研究,掌握规律,再作综合鉴定,并在拙文《古玉精萃·前言》中作过概略介绍。由于受客观条件制约,系统整理陆子刚玉器的工作未能纳入计划。
近二十年来,博物馆界对陆子刚玉器给予很大的关注和研究,一些学者撰写论文公之于世,以推动其研究和辨伪工作的深入开展。首先被鉴定为子刚真器的是1962年出土于北京小西天索尼孙女黑舍里氏墓的“青玉‘子刚’款环把有盖樽”(参见P64-65)。之后周南泉《陆子刚琢玉及“子冈”款玉器的鉴别》一文,首先指出明墓出土的螭把觥形器“为真品的可能性很大”,接着又肯定上述玉杯,“其真实性也与明墓出土一件有同样可靠性”。该文又在“陆子刚制玉器几例”一节中说:“有子刚款的玉器确实不少,故宫博物院藏品就为数不少,但有子刚款玉器并不全是真品,现仅就所知所见可作为真品的典型作品分述如下。”接着介绍了故宫博物院藏“青玉‘子冈’婴戏图执壶”、“青玉‘子刚制’款合卺杯”、“青玉山水人物纹方盒”(分别参见P62、54、56)三件子刚款玉器。又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中)》收录了-上述三件作品,还增加了“青玉‘子刚制’款桃形杯”(参见P58)。其文字说明中不再见“可作为真品的典型作品”的肯定语,反而增加了不少模糊度。但该卷《导言》却明确表示:“本卷所录数件原清官旧藏,即为其精美的代表作。”也就是说这四件子刚款玉器不仅是陆氏手制,而且是“其精美的代表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说明其观点并无任何改变,仅将肯定语的用词稍作变更而已。
台北“故宫博物院”古器物处玉器科科长邓淑苹女士认真研究了子刚款玉器,公开发表了《陆子刚及其雕玉》的长篇论文,首先介绍了香港中文大学屈志仁先生主办的“汉代到清代中国玉器展览”收集的自明嘉靖至清乾隆的子刚款玉器二十二件,“提供了丰富的比较资料,使得多年来漫无标准的所谓子刚玉器有了较清楚的界说”。又列举该展览目录中的第一一四号“白玉小圆盒”,器底阴镌“嘉靖辛酉陆子刚制”八字篆体款,进而言明此器是“在目前为世人所知的子刚款玉器中以这件最为精美,也最可能是陆子刚在嘉靖辛酉年(1561年)所亲自雕制的”o此外还指明玉水仙花簪头、辟邪形水注(109号)、卮形杯(104号)“可能是子刚真迹”。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陆子刚款玉器已发现的有七件,“这七件玉器在器形的设计、纹饰的雕琢以及诗文和款的题刻上,优劣程度相差得很大”。她认为最精美的一件是白玉方盒,“玉质温润、雕工精良的青玉香炉及器壁上的仿古花纹雕琢,堪称细致整齐的黄玉连座小洗”,“可称为佳品”。邓女士自谦云:“拙著这篇小文,不敢奢望就此树立鉴定子刚玉器真伪的标准,惟愿将本院所藏的七件玉器及个人研究心得公之于世,以期与同好相切磋。”
笔者曾公开披露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九件子刚款玉器,所见而未披露者尚有若干件。这批子刚款器风格杂陈、优劣悬殊、真赝混淆,有待鉴别。在此,笔者将已披露的九件子刚款玉器一一加以鉴评。
青玉“子刚制”款合卺杯刊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中)》(221)
在子刚款玉器中属一大型者,极为少见。青玉多绺璺,玻璃光泽,是常见的晚明玉材。器型较为复杂:由两个玉樽用绳索纹捆绑在一起,一面施起突展翅之凤,可作柄用;旁附一起突小螭。另一面雕一隐起蟠螭。绳索扎结处有一扁方,上琢隶书阳文“万寿”二字。樽面祝铭为:“温温楚瑾,既雕既琢;玉液琼浆,钧其广乐o”末署“祝允明”名款。另一樽镌“九陌祥烟合,千香瑞日明;愿君万年寿,长醉凤凰城”。在二樽口沿镌篆书阳文器名款“合卺杯”和作者款“子刚制”。从图形来看应是仿汉之作,然祝允明与子刚大体同时,仿汉之图形与祝铭不太协调。此杯做工是晚明常见的粗犷狂放的风格,与陆子刚“侔古”、“滑熟”做工不同。合卺本为古代结婚仪式之一,即用一瓠分为二瓠谓之卺,用以盛酒,婚仪男女各执一片吸酒漱口,故后人也将结婚称为台卺。合卺杯即是用于婚礼上的酒杯。
明常见的粗犷狂放的风格,与陆子刚“侔古”、“滑熟”做工不同。合卺本为古代结婚仪式之一,即用一瓠分为二瓠谓之卺,用以盛酒,婚仪男女各执一片吸酒漱口,故后人也将结婚称为台卺。合卺杯即是用于婚礼上的酒杯。
青玉“子冈”款山水人物纹方盒
方形小盒,盖面微凸,出四脊,中方形,似孟项。碾琢减地平凸山水桃柳,二人雅集,坐于左岸,似在闲谈;右为一人坐于船头垂钓,是一幅常见的山水人物图。左角镌平凸五言草书诗:“桃红含宿雨,柳绿带朝烟。”盒墙四面碾琢山茶、石榴、荷花、梅花。底方框足,框内减地阳篆“子冈”朱文款。从画风来看,确由俗匠雕之,款仍未脱匠气,达不到巧匠的水平,与陆子刚做工无缘。
青玉“子冈制”款桃形杯刊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中)》(220);《古玉精萃》(122页)
和田青玉,质尚缜密,含有白脑和绺璺,并非优质玉。杯作半桃形,以枝叶镂空盘曲为柄。桃叶白脑、桃实绺璺处均作铁锈色,叶施细阴线筋脉。口沿下阴刻篆文四言诗一首:“君颜如桃,挹而饮之,似盛甘醪,断瑕甚璧。”底部阴篆“子冈制”,此款笔道极细,结体规整,不同于上两器。形式简括,碾法放纵,而有别于后述“青玉‘子冈款’婴戏图执壶”;与上二器相比,风格更接近后述“青玉‘子刚制’款象耳簋式炉”。果形杯多见于宋代金银器和瓷器,玉器亦不乏其例,流传至明清。此桃形杯之沁色实为掩饰玉质本身的白脑和绺裂等斑疵所制,同时又为收到古色古香的效果,可谓一举两得。因为若仔细推敲,子刚玉器入土后如此迅速地被起出,何以染上铁锈沁色?故不便确认为子刚真器。此外此桃式杯既不备“滑熟”之韵味,亦乏“工致”之技艺,故亦难定为陆子刚手制之玉。这可能是明末或清初苏州玉肆高手所碾仿陆子刚器。
黄玉“子刚”款鸡心佩
和田黄玉,色浅,温润而泽,呈脂肪光泽,是清代难得的和田玉料。鸡心形佩为片状长方形,尖顶,两边和底部均外弧,偏上一圆孔,形似长方形镬,与汉代盛行的尖端椭圆形鸡心佩完全不同。尖顶之上饰镂空回首螭虎,两侧饰镂空云纹:下部镌圆角长方形减地阴文篆书“子刚”款,笔道纤细,字体富有阳刚之美。
从玉料、形饰、做工、款识诸方面分析,均无明代特点,应为清代初期,即康熙至乾隆初年(1662-1760)苏州玉工所琢。
青玉“子刚制”款象耳簋式炉通高6.7厘米口径10.7厘米清宫旧藏刊于《古玉精萃》(123)
和田青玉,质缜密晶莹,带玻璃光泽,局部有糖,也是明玉中常见的品种。炉侈口下收,鼓腹,圈足外撇,二象首耳,口下正中饰隐起铺首,其两侧饰凸出的长方脊腹饰减地平凸的饕餮纹。正中出长方形斜线交错纹,脊足下部饰弦纹二道,足内亦显二层台状。象头大耳、丹凤眼、长齿突出、长鼻下卷贴腹。底镌减地阳篆“子刚制”款。此器形为仿周饕餮纹簋,器两侧加饰象首耳。琢工劲利流畅,与后述“青玉‘子冈款’婴戏图执壶”不同,属苏州不同作坊玉工所制仿子刚制款、“法古旧形”之仿古玉,但欠“滑熟”之感,而不同于陆玉风格。尤其其二层台状器足,与康熙时代掐丝珐琅器、瓷器底圈足的形状类似,所以此器的下限晚至康熙朝也是有可能的。若此,那么此器成器年代本身已晚于陆氏若干年,则其真赝便昭然若揭了。
圭玉“子冈”款婴戏图执壶刊于《古玉精华》(124)、《中国玉器全集.5.隋唐一明》(二九一、二九二)《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中)》(222)
玉为和田青白玉,内含白线,有绺裂。这种带粉白色的青玉是明玉中常见的品种,与明定陵出土的“金托玉执壶”、“金托玉爵”[见《中国玉器全集.5.隋唐一明》(二八五、二八六)]的玉料相近,抑或同出一坑?器形作狮钮长方盏顶盖,壶身委角长方形,方形撇足,耳形柄,长流,与明代盛行的执壶不同。壶身两侧方形开光,内镌平凸隐起的双童、方形灯笼纹:两侧为“刑”字团寿铭、葫芦形灯笼纹,上下饰婴戏图;柄上、流下均饰张口兽面纹。盖内凸起长方块,阴镌篆文“子冈”款。此壶造型新颖,不见重出者,陶瓷、青铜质执壶亦不见类似者。器身方形委角似灯笼,故又可谓“青玉婴戏纹灯笼形茶壶”。此壶灯笼纹见于蜀锦,是蜀锦常用的图案。此器图案生拙,线条板滞,琢工粗犷潦草,不拘细节,从玉质、琢工看,均够不上上乘明玉之标准,与“滑熟可爱”、“工致侔古”之特点不符,故此壶应为万历时苏州玉工仿子刚时作玉器,似非真陆器也。
墨玉“子刚”款鹤鹿同春磬
长25.6厘米宽8.3厘米厚0.8厘米清宫旧藏
和田墨玉,玉呈淡墨色,内含稀疏的黑色小点,这些小点均为玉内碳素致色。此玉正是高濂所指晚明玉工用苍黄、杂色、边皮、葱玉或“带淡墨色玉”如式琢成的明伪古玉材的一种。此玉地色为淡墨色,类似以淡墨汁涂染在白宣纸上的效果,若内含碳素小点不见的话,玉工往往还用砣子琢出一些小坑,并填入墨汁混为墨点。此玉磬既有内含碳素点,又有人工砣坑填墨汁的伪碳素点。其质细,呈玻璃光泽。磬为“八”字形,顶饰双尾相对的镂空夔龙,两下端作委角,饰阳线云纹。正面琢隐起鹤鹿同春图,背面镌铭“子刚”款。
做工工整细致,一丝不苟,去明已远。此磬玉料已施人工墨点,形饰、做工均为清代手法,并无明意,过去定为康熙朝是正确的,今仍可视为上限,但也不排除稍晚至乾隆初年,确出自苏州玉工之手。
青玉“子刚”款环把有盖樽刊于《中国玉器全集.5.隋唐一明》(三OO一三O三)
青玉,质尚佳,绺璺不多,偶可见黑色小米点,侵蚀较轻微,局部有淡薄的黄土色沁。形饰仿汉樽,除了錾和钮尚有小块空白之外,通身施图案装饰。此器由盖、杯组成,盖上雕有三个起突卧兽布于盖边沿,中有一钮,作圆形平顶状,钮旁有一孔,钮项饰水涡纹。三卧兽作蹲状,扭头前视,口微张。几何状大坯并未做圆润,两点间盖平面饰一兽面,盖沿立墙饰云龙纹。杯作圆筒形,底平,外侧有三个兽首足。杯身侧有一素錾耳,上部有一起突象
首卷鼻钮,长鼻孔可与盖相系。鏊内侧有剔地阳文篆书“子刚”款。杯身地子饰满卧蚕纹,施隐起螭虎纹和三个夔凤纹。此樽形饰做工均有晚明商品玉器的特征,然与陆子刚玉器之“侔古”、“滑熟”等特点相距太远。此玉樽出土于年仅七岁的幼女黑舍里氏之墓葬,其父为清代一品官位的索额图,其祖父索尼。索尼是为康熙朝的四大辅臣之一的清朝贵族,其孙女墓出土宋至康熙朝约三十件玉器,大多十分精美,是一次重要发现。这批玉器均为索尼入关后劫掠的明朝遗物o
据悉,北京市共出土两件镌有“子刚”款的玉器,上述玉樽即其中一件,另一件查无出处,姑且不论。
茶品“子冈”款梅花花插刊于《中国玉器全集.5.隋唐一明》(三O六、三O七)
茶色水晶,色甚浓,近黑色,淡处显出酱色。原材显出深浅不等的白绵色斑点,属二色水晶,十分少见。器作梅树截干之花插,口大,底略小,梅枝与白梅花朵攀附于梅干上,这是一件巧作水晶器,传世的很少。在花插中部枝权和梅花稀疏的树干上有双竖行“疏影横斜,暗香浮动”阳文草书题句,下署“子”“冈”一圆一方阴篆文戳印款。此花插碾工类似上述“青玉‘子冈款’桃形杯”,题字生动娴熟,与碾工一致,但戳印款篆刻欠佳。此插碾工类似明代,其造型、巧作、题刻具有文人气质,堪称上乘,非俗工所为。已如前述,故宫博物院早已定为陆子刚玉器,然并未论证。因其水晶材质与玉不同,在其碾琢、抛光上必有特点,不能与玉器同等要求;何况又是所见“子冈”款玉中唯一一件水晶器,不见文献记载,在鉴定上增加了难度。我们须对其真赝慎重行事,不必急于作出判断,可留待今后继续研究。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九件子刚款玉器中,镌诗铭者即有六件,占有三分之二。这六件有诗铭的子刚款玉器,有两件为清初或下限到清初,可知清初康熙时期的伪古玉玩中,凡此类有诗铭玉玩,大多不用人工沁色或少用人工心色。这一特点虽然不能认作是辨伪的标准之一,至少尚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上述玉器在故宫博物院收藏子刚款玉器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均为清官旧藏,很可能与清代皇家有联系。但是这些究竟是内廷玉作所治,还是由苏州加工贡进皇家,确实难以查明。然而,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均为苏州玉工碾治是千真万确的。这九件子刚款玉器的时间界限为明末至清初(嘉靖末至乾隆二十五年)大约二百年的限度内,造型多样,纹饰复杂,做工各有特点。款识虽均为篆体,然区别较大,如“子刚制”三字款、“子冈”或“子刚”二字款,排行分为单直行、二直行两种,单直行还有圆、方两种组合形式;结体有正规与变异的两种;文色有白、朱之异;篆法有精、糙之分;刻工有狂、谨之别;神韵有刚、柔之殊。总之,各有殊异,共性极少。这种情况笔者在二十年前排比掐丝珐琅(俗称景泰蓝)款识时也曾遇到,其款识亦同样复杂多变,真是无独有偶。这是否像高濂所指出的那样“今多效制”,因为利益驱动,伪陆子刚玉器遂大量出笼。
迄今为止,笔者过手的子刚款玉器已有数十件,上述九件欺骗性较大,貌是实非。子刚牌和其他子刚款器都与上述九款的情形大同小异,一时尚不易找出堪称真陆玉的遗存,所以在此不能提出陆玉的标准器,这种形势颇与宣德炉的传世情况类似,值得我们认真思忖。
从文献中可以了解,推崇陆子刚玉器的人多于贬责他的人,贬者仅徐渭入。若用“工致”的工艺标准来观察,其中确有鸡心佩的做工堪称工致,似与文献记载相近。但是我们必须了解这里的“工致”系指明玉而言,而鸡心佩的玉料、形饰、做工、款识已具清代特点,所以它的“工致”与明玉的工致已风马牛不相及。因此,我们将实物与文献相对照时,不能忽视其时代背景及其时代风格这一宏观条件。
笔者认为陆子刚玉器出笼的时代背景是东南地区工商资本发达、商品经济繁荣、商品玉器泛滥成灾之时,其间名工陆子刚应运而起,其所碾玉器以“法古”为宗旨,以“侔古”为目标,与世俗玉器或时样玉器迥然有别,做工精致、品格高雅,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青睐,也成为他们的座上客。近年,明万历定陵和东南官宦、工商业主、文人等墓葬所出之玉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代风尚。若深入观察则不难发现雅玉难求、俗器颇多,堪称“滑熟可爱”、“工致侔古”者鲜露踪影。今后,我们在鉴别子刚款玉器时,首先要将其纳入明末的商品社会背景,其次寻求与粗俗狂放的明玉风格不同的“滑熟可爱”、“工致侔古”的陆玉特色,以此为尺度衡量取舍,虽不敢企望获得百无一失的理想效果,亦可达到所失不多的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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