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在赏玩玉器时,往往有感而发制诗以记之,诗成后有时由他本人亲自御书、有时由翰林大臣代书,题于器上即成御题。御制诗、御题诗有隶、楷两种字体,以阴文为主,由苏州玉工在造办处金玉作或启祥宫如意馆刻成泥金,事后将这些诗作编人《御制诗集》,一般说要晚两年,文字经过润色、调整或略有更动。举凡御题诗玉器多记有干支纪年以判定年份,这与出土玉器相似,但有不同。首先,出土玉器往往根据墓葬或同出器物可笼统地定其下限,此下限大多数情况下跨度很大,甚或一朝或一纪,不够具体;但乾隆御题都限定在六十至六十四年之间,不足一个世纪,可用于支纪年折算乾隆年份即可换算成公元纪年,甚为具体而准确。其次,在其御题诗中发现不少关于传世古玉辨伪的内容,是非常难得的资料,几与笔记、札记相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乾隆有御制诗800余首,有关玉器的诗均刻于器上,因刻字耗工甚巨,而刻手甚少,只一二人,不敷应用,估计仅有少量御制诗刻于器上;再加上经历两百余年的流传和洗劫,所余并不多。但如果我们对两岸故宫博物院与散在社会上的御题玉器进行整合研究,必将有所收获。现提出此类玉器中的五件供参考。
玉 琮高6.8厘米径8.3厘米孔径6.2厘米清宫旧藏
原定名“周·黄玉小琮”,时间后改为良渚文化时期。器表呈牙黄色,遍体鳞伤,绺裂残伤难以计数。涂琥珀粉,渲淡有方,无呆滞之弊,烧染后沿绺璺深入,颜色较重。三层面纹,上二道冠饰,内饰横阴线纹:下为鼻;冠与鼻间甚窄,阴道双圈目纹,两侧出眼尖角,冠内阴横线大多模糊不清,唯目纹清晰如新。孔内壁镌乾隆御制诗一周:
所贵玉者以其英,章台白光照连城。辋头日汉古于汉,入土出土沧桑更。鼋采全隐外发色,葆光只穆内蕴精。是谓去情得神独,昔之论画贻佳评。
乾隆戊戌
乾隆戊戌为四十三年( 1778),此玉或于本年入贡,乾隆帝览后制诗以记之,定名为“辋头”,意指“古辂饰”、“辇辂舁竿之饰”…。关于辋头年代,乾隆于乙巳(五十年,1785年)《咏汉玉玉辋头瓶》诗中说:“远当虞夏近称周,日汉还应贬一筹。”已与当前所定良渚文化的时代比较吻合。
此诗刊于乾隆《御制诗集·四集》卷七十六·庚子十二《咏汉玉辋头》,庚子系乾隆四十五年,较玉琮刻诗戊戌迟两年。
孔芯置掐丝珐琅胆,御制诗句不全,只三十五字。
御制诗楷书阴文,显露笔道为白色,应为入贡呈览时制诗,由翰林书写,苏
州玉工镌刻,后未着色,玉肌骨已暴露无遗。
此琮经苏州玉工加重伤残,再经烧染后贡进内廷,其器表沁色在出土玉琮中找不到类似者,尚可认其原质为牙骨黄色:尤其孔内御制诗字痕牙骨白色清晰异常,可视为其原质已蚀变,可能通体己呈牙骨黄色。这种牙骨白(黄)色玉琮多出于今浙江地区良渚文化遗址,也偶见于太湖东岸地区,据此原定为黄玉是不妥的。其阴线模糊可能是因原琢工艺水平不高,加以烧染所致,目纹不排除新刻的可能,因而此琮为旧玉苏烧的可能性较大。此玉之“旧”可上溯到良渚文化时代,所谓“苏烧”系指清乾隆时期(四十三年之前)经过苏州玉工烧染,而成为现在的模样。
玉牛毛纹琥珀色沁素璧
原名“黄玉大璧”。此璧通身包裹黄色沁,一面较深,一面稍浅,从浅处透露的玉肌来看,原玉为青白色,周身有牛毛纹、百圾碎状纹和绺璺,可能是高濂所云“色白质干,内多绺裂,俗名江鱼绺”的不堪成器的低价料,也不排除是经玉肆动过手的“风玉”。黄色沿这些较密的纹理渗入,一般呈酱红色,与乾隆御制诗句“有云晕作红黄紫”相吻合。孔从一面钻成,孔壁稍斜,但孔径似无差距。璧表面较为平整,已无任何切割和磨砻的痕迹。璧边沿尚圆,仅有几处小的微缺,不合规圆。从其玉质判断,仍属较次的新疆和田青白玉,并非东南之瑶琨。其器系仿江苏地区良渚文化小孔大璧,但已去古意甚远。璧一面镌四体乾隆己亥御题诗《汉玉素璧》,此诗载于乾隆《御制诗集·四集》卷五十八·己亥四,现笔录于下:
玉之古率称汉耳,斯突周姬疑夏姒。蒲谷辨等匪所云,惟存素质合太始。中规而圆尺以盈,肉倍其好平如砥。沧瀛涌出大轮团,有云晕作红黄紫。一点精莹不受遮,留照三千万仞里。
圆规逾尺,计积黍之从周;古泽留珍,讵浮筠之称汉紧。兹素璧成自良工,准瑗环以得中合,瑾瑜而比美蒸栗。侔诸至宝,四体备书紫章,浑若太初,长言用识。
乾隆己亥御题并识
璧面刻诗、识与《御制诗集》同,此诗七十字,识六十字,年款题识八字,共一百三十八字。刻在玉璧上的字数更多,篆、隶、楷、草四体御制诗共二百八十字,加上行书御题识及年款六十八字,总共三百四十八字。在乾隆帝题诗识的玉器中,按玉之尺寸折合,算字数最多的一件。其摹书碾刻疏密相宜,四体宸翰光彩焕发,堪称清廷铭刻玉器之佼佼者。
伪沁工艺与前述卧蚕纹环相似,都是以琥珀滋涂烤色,但其效果不尽相同,这取决于玉质等次、有无绺裂以及琥珀沁厚薄。其伪造与贡进过程也与卧蚕纹环相似,先制成“比美蒸栗”的琥珀色沁,嗣后进呈,乾隆览后,据其“浮筠”,即璧面色彩定为汉素玉璧,“侔诸至宝”,珍视异常,赋诗制识命工镌刻,按内廷造办处规定,刻字速度每天两字,共耗一百七十四天,呈览后入藏。
笔者认为此器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之前,苏州专诸巷玉工以和田次等青白玉仿苏州府附近,如武进或其他州府出土的良渚文化小孔大素璧制成。此璧为研究乾隆中期苏州专诸巷仿良渚文化玉璧时所用玉材及碾磨工艺、器形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有着重要的资料价值,堪当清代古玉辨伪活化石。
青玉兽面蒲纹璧径27.3厘米内径6.9厘米厚().6厘米清宫旧藏
原定名“兽面纹玉璧·战国”。和田山料玉,青白色,内含白脑,质干,有长绺裂纹,遍体有鳞状腠理,等级偏下,是作伪古玉的理想材料。锯切薄厚不匀,最薄处仅有0.4厘米。小孔璧,肉以绳纹分隔为二区,外区为四龙纹,内区为蒲纹。器表做大量砣伤,沿裂纹和绺施铁锈色人工沁,周边阴镌楷书御制诗:
周尺尺有余,今尺犹欠寸。今度赢于古,其故殊难问。盖古尚简约,黄钟定无紊。今乃期获多,分寸争利进。斯璧逾周尺,宝月辉圆晕。德贞不匿瑕,质美原胜缙。泣献、岂藉卞,完归谩拟蔺。琢磨祛时样,师古遵说训。宁渠在器哉,三代风惭逊。
乾隆壬寅新正御题(钤“太璞”印)
此玉原定战国,从玉料、做工、造型、图案以及沁色来看是不妥的:
(1)此玉为和田山料青玉,不是战国通用的山玄玉或水苍玉。
(2)纹饰袭自西汉四龙纹,但其形象无汉风。
(3)碾工柔弱无力,亦非周工砣法。
(4)沁色是用琥珀滋涂煨烤而成。
(5)这种二区隔四龙(即兽面纹)卧
蚕纹璧始见于山东曲阜战国早期鲁国故城乙组52号墓出土玉璧,而此四兽面(即龙纹)蒲纹(实系简化的卧蚕纹)璧是其发展。见于西汉早期南越王墓( D31、D99、D124),盛行于西汉中、晚期,均为青玉,故此璧定为战国是不妥的。
卧蚕纹璧
鉴于上述五点,可以了解此璧的年代根本不是战国,也不是西汉,应为乾隆壬寅(四十七年,1 782年)之前不久。经查,此璧御题诗见于乾隆《御制诗集·四集》卷之八十五·壬寅一《咏和田盈尺璧》。乾隆帝的诗句盖已指明其重要价值在于“师古遵说训”,成为乾隆本朝师古的楷模,与当今之辨证距离甚远。
此璧年代鉴定经历了曲折路程,其原因在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故宫博物院玉器研究的力量十分薄弱,辨伪功底不足,所以出现了判断上的失误。现在通过对玉璧的综合分析,使其恢复历史本来面貌:此璧为乾隆四十七年之前不久苏州玉肆所制的玉器。
白玉水银沁松林策杖图斗式杯刊于《古玉精萃》(112)、《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中)》(202)
原定元代,后改定明代。原定名“乾隆刻诗白玉黑斑松林策杖方斗”。玉色青白,质欠温润,含有白脑,口部有多道重绺,黑色斑点散置多处。器作方斗形,供饮酒用。口沿圆滑,膛素无纹,地平。器表尚平,偶有凹下处,不见斧凿痕。玉斗两侧面琢隐起坡石松林,一老者策杖漫步林中,颇有吴门派画风;另两侧面镌阳文草书七言诗:
策杖穿林路几重,禅家清磬隔云封,再来只恐无寻处,好记悬崖一古松。
杯底阴刻楷书清高宗弘历五言诗一首
亚父撞之后,重为玉斗谁;连成双面画,接刻七言诗。迥异俗之态,依然古作师;藉瑕绘松鬣,思己渐邻奇。
末署“乾隆癸卯御题”,隶书“几暇恰情”白文方章。
此御制诗刊于《御制诗集·五集》卷十六·乙巳六《咏旧玉斗》,在其诗“藉瑕绘松鬣”句后注:“玉白质黑章,为器者藉其瑕处刻松针,亦绝技也。”
此杯图案、书、画结合,古雅不俗,乾隆给予极高评价,如“迥异俗之态,依然古作师”,故宫博物院也定其为明代一级品。
乾隆帝认同此杯之玉为“白玉黑章”,其黑章本为瑕,玉工巧用,刻作松针,堪称“绝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俏色玉器”。其年代未加确定,以“旧玉”敷衍之。过去,收藏家在断代上遇到困难时往往暂定“旧玉”,留待日后研究确定。故宫博物院由元改定为明,似乎较乾隆所定“旧玉”要具体明确,但未必准确。现在笔者认为所定之明代颇值得怀疑,理由陈在于近年来经过多次查验,知此玉上的谓“黑章”并非内含的,而是人工烧染的,发现有三种情况:
(1)在岩石上先做磨错伤,呈细密成排的阴线,在其上烤团状黑色伪沁。
(2)在字之偏旁做砣顶麻点,再烤黑色人工沁色。
(3)利用阴线刻之圆圈车辐状松鬣上烤染深浅有致的黑色伪沁。
上述三种黑色伪沁均浮在玉表,无一透过膛内者,而凡原有裂绺处均呈两面黑色。整器表面尚可辨淡淡的颜色层,将这一包裹层排除之后,其色原来是比较白的,它是一色白的和田山料玉。
关键是何时造伪?这种伪沁大致是在康雍乾三朝由苏州玉工所制,不可能是明代的。在此还可以提出两点证据:一是磨工较平,不见砣钻痕;二是碾琢工整,不露锋芒,这是乾隆工的重要特点。所以,从此杯磨碾来看,笔者倾向此器成于乾隆朝中期之后,其下限为乾隆四十八年。
此玉杯造型古朴,图案中诗、画结合,格调古雅不俗,这从乾隆帝到故宫博物院都是一致认可的,这也是过去我们定为明代的主要根据。现在真相大白!可见传世古玉辨伪单凭印象和感觉该有多么不可靠。
玉琥珀色沁卧蚕纹璧径5厘米孔径2.3厘米厚0.4厘米东北人民政府文化厅文化处拨辽宁省博物馆藏
原定名“汉代谷璧”o器侧镌有乾隆癸卯年御制诗,此诗刊于乾隆《御制诗集·五集》乙巳·七《题汉玉二器》:
肉好大于钱,土华彬穆然,谩疑子弗执,曾见酎金年。右小谷璧
此器刻诗与《御制诗集》仅有一字之差,即末句“曾光酎金年”。年款“癸卯”(四十八年),早于御制诗乙巳(五十年)两年。此中原因何在,值得推敲。想必乾隆帝见到此器“土华彬穆然”、古色古香而有所感,遂赋诗并命工刻于器上。刻字的玉工应是养心殿造办处的苏工朱永泰,从器上刻诗笔道的颜色与器表相同来看,其“癸卯”年不会有差池,是可靠的。可能是在编纂《御制诗集》时润色加工,致使推迟了两年。
笔者认为此器定名是不妥的。其一,此器身与孔,即肉与好的比例已近于相当。乾隆御制诗亦云“肉好大于钱”,暗示此器孔(好)大了,他非常机巧,说“大于钱”,又称其为“璧”,也就是大孔璧。其二,称其谷纹也不妥,谷纹为粟粒之半,多用于东汉玉璧,而此谷纹甚大,且用阴线勾成蚕纹状,收藏家称为卧蚕纹…。综合上述两点,笔者认为此器应为玉卧蚕纹璧,而不是“谷璧”,也不是“小谷璧”,若以其尺寸从严要求,亦可进而定为“玉卧蚕纹系璧”,是佩用之小型玉璧,不是祭祀用的礼器。
此璧的表面颜色不是出土玉器的天然沁色,而是人工伪造的沁色。其通体包裹一层酱黄色,深深浅浅颇为活络,以今天的眼力足以判定这是苏州玉工用琥珀滋涂煨火烤成的琥珀色沁,凡是色较深处不是绺裂就是凹下的残处,有的平面稍深处是笔蘸琥珀粉汁渲染而成,避免了一片呆黄的单调与不自然之缺陷。
现在我们看到深浅有致的琥珀色沁,也就是乾隆帝于癸卯年所见玉环上“土华彬穆然”的原样,之后命工镌御制诗。经观察御制诗阴刻线内也是浅黄色,与器表色一致,说明是在镌刻御制诗之后再加染一层琥珀色沁,以致呈现出浑然一体、天衣无缝的效果,可见苏州玉工作伪沁及刻字均已达到精妙无比的境地。那么,卧蚕纹璧究竟是汉还是清?笔者经仔细观察,发现此器比例失常,显得过厚,卧蚕纹做工尚欠汉意:玉料因被掩饰难以准确辨认,但从琥珀色的淡薄处仍可感觉到近似清代和田山料青白玉,所以有很大的可能此玉璧也是乾隆四十八年之前由苏州专诸巷玉工碾治的伪古玉,亦非真汉器。若果真如此,弘历本人也是被蒙蔽者,他当年识破玉双童耳杯的敏感和睿智再次消失,把一件伪古玉轻易地放过了。
此璧原定汉代可能是将卧蚕纹定为“谷纹”所误导的,这种认识和标准贯彻于明清两代收藏家之中,甚至影响到现代。
乾隆时期除了上述千字文编号镌御题诗的玉玩之外,弘历还下达旨意命工碾造了加仿古款、年造款以及不加任何铭款的仿古玉和伪古玉。王公大臣、各地督抚、内廷派出的造办臣属等也进贡了大批的伪古玉玩,以博得乾隆帝的欢心,这些玉玩都受到乾隆帝生前喜爱并加以珍藏。现今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官原藏玉器中有一部分就是遗留下来的上述古玩,然而其中有不少是用优质白玉和绿玉治器、不做人工伤沁的雅玩,这对我们今天研究清代作伪伎俩来说参考价值并不大,况且前面也附带地做了介绍,不必再做深入探讨。在此仅从做人工伪伤沁的玉玩中遴选五件稍加说明,以供参考。
“大清乾隆仿古”款玉璧
此器玉料来自新疆和田,系山料玉。青玉内含白糁点和淡墨色斑,色不匀,不便做时样玉。此料也就是明高濂在《遵生八笺·燕闲清赏》中所讲的“带淡墨色玉”,是仿古玉、伪古玉的绝佳材料,已见于明人专著和笔记。如果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有多处密集的小麻坑,都是用砣子顶撞所致,然后填入黑色染料(或称“腻子”)后,增加了玉墨色的深度,使其接近古玉。这种“带淡墨色玉”的伪古器经常可以见到,鉴赏家、收藏家必须要注意观察、正确判断。此器图案是减地平凸的两组夔龙、夔凤连体纹,其目、口等细部用阴线勾勒,以游丝般的细阴线镌回纹地。上述图案是从两周时期夔龙、夔凤纹演变而成,系常见的明清仿古图案,广泛地用于各种工艺品上。这种变体双夔龙、夔凤相对的连体图案在出土的玉璧上尚未见到,缺乏证据,应为玉工随意之作。在清代仿古玉、伪古玉之中,这种缺乏证据、随意为之的图案经常可见,亦颇有参考价值。
“大清乾隆年制”款碧玉双夔斧高35.6厘米最宽17.8厘米厚1厘米清宫旧藏
勾销,最后名称为“大清乾隆年制”款碧玉双夔斧。
此斧玉料为和田碧玉,清称“绿玉”,绿色不深,有白絮,下端近刃部绿色变浅且有腠理和璺绺,应属等级较低下的和田碧玉,也不宜做时样玉,便选定制作仿古玉斧。
器形为长方形,刃之下弧也不突出,古朴少见。上端钻二孔,其下刻有阴横线栏,栏内饰相对的减地平凸扁方形夔龙纹,细部亦用细阴线勾勒,这是乾隆仿古玉常用的技法,不同于明人做工。双夔龙纹之下身部光素未加纹饰,人工伤沁均落在这一部分。在上端仅有人工砣出的密集小麻坑,不加染色,人工沁色也比较简单,仅用栗皮一色,沿玉之腠理璺绺走向涂染煨烤而成。这种栗皮色沁也是用琥珀滋涂焙烤而成,但火势与煨工有别,要用烈火,至少到一定火候时需要增温,在较短的一段时间内须烈火烧烤,使琥珀黄色变焦呈栗皮色,部分地掩盖了玉中青白色包裹体。在人工伪伤方面,除了用砣顶出小麻坑之外,还用局部不抛光的办法以显现琢磨时留下的砣碾痕迹,以造成晦涩的出土古玉效果。此斧中至少已发现有三处这种晦涩的暗面,宛若于墓中蚀变者。
其端部阴篆“大清乾隆年制”款,可算作仿古的雅玩,不应认作是伪古玉。此器的栗皮色沁以掩盖瑕疵并增添古意的手法与伪古玉是一致的,有参考借鉴价值。
此玉斧虽未镌有“仿古”二字,但其图案与“段云”铭“地字二号”款绿玉圭、“洪字七号”款白玉斧的图案布局相似,均为横带状,工艺手法亦相似,伪伤沁较二者为重。可知内廷玉器在时作、仿古、伪作等器上的人工伤沁并无严格规定,往往因地制宜,灵活运用。
玉谷圭原刊《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中)》(155)
原定明代,名称“青玉谷纹圭”,按《明史》记载,皇族中男性用“玉圭”,后妃用“玉谷圭”,“其长七寸剡其上,琮谷纹”…。此玉谷圭的尺寸形制与上述记载基本相同。关于九嫔冠服,于嘉靖十年始定:“圭用次玉谷纹。”而“公主冠服,与亲王妃同,惟不
用圭”,可知女性皇族用玉谷圭之制似以亲王妃为底线,公主不能用圭:因公主为皇族中的女性,外嫁之后属外姓之人,地位亦随之下降,故不能用玉谷圭。
今查明定陵出土玉谷圭共4件,圭两面均饰谷纹,系用管钻钻出阳纹。其中W42圭,碧玉制,每面饰谷纹五行,共108枚;长23.2厘米、宽4.4厘米、厚1厘米,置于万历帝棺内,应为万历帝之瑞玉。另外三件均为皇后之瑞玉白玉制,每面均饰谷纹八十一枚,其中×2:8圭:长22.4厘米、宽6.2厘米、厚0.8厘米;X14:1 0圭:长22.5厘米、宽6.2厘米、厚0.7厘米,按周尺折算,为九寸三分,则逾制:×17:7圭:长16.3厘米、宽5.3厘米、厚0.9厘米,其长度合周尺七寸,与王妃制度相符。圭的下部套有织金黄绮套。从圭上残留的痕迹观察,整个圭原是装在一个纱囊里。
江西益藩端王妃彭氏玉谷圭长15.2厘米、宽5.1厘米、厚0.8厘米,亦为尖首平底,地镌蒲纹组织并钻谷纹。谷纹直五行,横排作斜向交错,中行为17粒,左右两行各琢1 6粒零半粒,外侧两行也各17粒,共8 1粒及半谷纹2粒。其玉质欠佳,做工亦不精,正符“九嫔冠服”之制的“圭用次玉谷纹”。次玉即下优质玉一等之意。
此玉谷圭规格与定陵二后及江西益藩端王妃彭氏墓所出玉谷圭均不同,令人疑窦丛生。其做工较为工整,类似“乾隆工”,又在地子上留下了不多的工艺痕迹。表面均作人工烤色,透过伪沁隐约可见似青玉向墨玉过渡。玉质尚可,但色不纯,在其一侧和下部似有浅墨色,或为玉肌内的过渡。此人工沁圭的谷纹亦称乳钉纹,五行谷纹与明史记载相符。明陵保存完好,未发现盗掘事故,所以此谷圭绝非明帝陵流出者。其下限可断,以此玉谷圭木座底阴刻“有虞十二章”楷书泥金铭及其凹槽内底层刻“大清乾隆年制”楷书泥金款为据,可断其人工沁色最晚于乾隆年间所烧。故此玉谷圭堪作乾隆年间苏州玉肆所造伪明皇后谷圭的辨伪活化石,有着重要的历史与科学价值。
嘉庆御赏”款青玉螭凤纹砚长13.3厘米宽9.7厘米高2.7厘米清宫旧藏刊于《故宫博物院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下)》(180)“玉螭凤纹砚”
青玉,质地细腻,无裂绺,但内含白脑,密集于砚池及砚堂左上角,右下角呈白絮状,宛若晨霭。因瑕疵过多,不能算作优质玉,疑其为地方之贡品,入内廷收藏至今。
砚为瓜形,尖部琢一扁圆形池,并饰以长尾展翅的凤纹,长翎尾搭于右边沿,其下是一长身螭虎,露出螭虎头部及左前爪,下沿饰以平凸之云纹。做工尚属工整、细致,仅在另一端做人工栗皮色伪沁,很像琥珀渍染而成。沁色深浅多变、和谐自然,宛若出于汉墓之“血沁”。玉砚呈现古朴雅致之风韵,又有着龙凤呈祥的寓意,儒雅之风与富贵之气巧妙融会,不失为文人士大夫与富贵人家均很喜爱的文房之宝。砚底中心镌竖行阴篆“嘉庆御赏”,填佛青色四字款。凡“御赏”款都是帝王观赏之后得到称赞而后镌刻的,故“御赏”款甚少见。嘉庆帝赏鉴此砚时很可能认定其为汉代玉砚,尤蕴含“龙凤呈祥”之吉意,令其爱玩喜悦,遂刻款珍藏传至今日。当然我们以现今已有的经验判断,此玉砚绝非汉物,亦非嘉庆朝新制。说得公道些,此玉砚很可能是乾隆朝苏州玉肆仿古之作,与玉双童耳杯的情形相似,先由官员贡进核准入内贮藏的,实非内廷碾琢之御制玉器。
“嘉庆御赏”款青玉琥珀色沁“风”刊于《中国玉器全集·清》(二八七、二八八)字形砚
通身覆盖深浅两色琥珀沁,从其角部最淡处可辨出确系青玉或青白玉,产自新疆和田。背面边部仿赤色琥珀,即血珀,抄手底与正面仿金珀或蜡珀等黄色琥珀,均含疏密相宜的麻点,深浅有致,颇得造化之妙趣。乾隆时期,玉工在人工沁色方面特别注重渲染,务使生动自然,已达到娴熟的境界,在皇家及土庶仿古玉、伪古玉上广泛应用,获得极其成功的艺术效果。此砚玉质尚好,对提高和增强人工沁色的美感效果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若与“玉牛毛纹琥珀色沁素璧”的效果稍加比较,则不难理解玉质对人工染色的效果不是无足轻重的,在辨伪时须注意玉质的情况。
砚取“风”字形,或称“箕”形,都是据形而取名。与出土唐代风字砚比较,便可知该砚系仿品无疑。此砚顶端下弧,两角抹圆,砚膛呈椭圆形,下凹,下端外侈,亦呈下弧状。背面为减边内凹的斧形抄手底,可知其形制已距唐代风字砚相当远了,应为苏州仿古砚。砚底阴镌“嘉庆御赏”直行四字款,露出阴刻白道,说明它是最后一道工序,以充嘉庆帝生前赏玩之器。
此砚人工沁色与玉琥珀色沁卧蚕纹璧、玉牛毛纹琥珀色沁素璧的染色一样,都是用琥珀滋涂焙烤而成,所不同的是有深浅二色琥珀,在点染上宛若天成,高于上述两件伪古玉,但在完成时间上略晚于上述两件二三十年,疑纪晓岚所指“琥珀烫”即是指此。这二三十年间也可能正是苏州玉肆琥珀烫的盛期和高潮,清官旧藏亦较丰富。
上述“嘉庆御赏”玉砚已发表的有两方,其形纹大相径庭。此砚是仿唐风字砚,清宫旧藏和田青玉砚;另一方是前述“嘉庆御赏”青玉螭凤纹砚,但此两款年款均为阴篆直行四字款,与乾隆年款不同,这是值得注意的。说明“嘉庆御赏”阴篆款可以作为辨伪之标准之一。
此砚烤琥珀色沁对我们研究清代伪古玉沁色颇有帮助,也不失为富有参考价值的辨伪活化石。
上述五件玉器分别镌有“大清乾隆仿古”、“大清乾隆年制”及“嘉庆御赏”等铭款,都有不同程度的人工伤沁,可知清廷雅玩的一般特色。倘若这些玉器不加款题,便与伪古玉没有什么原则区别。在此我们可排除其款题,仅从其玉质、形制、文饰、伤残及沁色等五个着眼点仔细观察,研究其特征,便可从中掌握清代乾嘉时期苏州制作伪古玉的某些规律,以提高我们的鉴别辨伪的能力。我们还可以举一反三,从掌握宫廷伪古玉规律人手,进而推想民间仿古玉的一般情况,这对鉴别民间伪古玉也会大有帮助。若论清代宫廷伪古玉与民间伪古玉异同时,首先要承认他们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并非互为隔绝而不相联系。相反,两者关系极为密切,或许都是出自同一地方、同一作坊,甚至不排除出自同—工匠之手的可能。可以肯定,民间伪古玉与内廷伪古玉之间,其工艺方法是互通的、共用的,可能仅在精粗上略有出入而已,如给皇帝、王公、大臣制作时则遴选良工,精益求精,务求上乘;为士庶碾造时,要根据买家的承受能力,分为三六九等适度加工,粗细相宜,偷工减料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两者之间确有优劣之差、精粗之别,自然价有高低,物有所值。至于作伪的手法与工艺则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尤其是上述五件玉器的纪年时限,最长者不过六十年,短的仅仅二十年,最具体的还可落实在乾隆某年,均具有辨伪的活化石、标准器的作用,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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