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民间手工艺历史悠久,门类众多,妙手辈出,佳作不绝,别具风格。至明清时期,苏州产生了手工艺专业生产和集市贸易的街巷,发展到鼎盛时期,有二十二个大类,超过三千五百个品种,占全国手工艺品的半壁江山。由于天时地利人和,加之苏州文化的影响,苏州民间手工艺技艺精益求精,形成精细雅洁的风格特点,不少均冠以“苏”字,如苏绣、苏扇、苏灯、苏式家具等誉传四海,称誉天下。
第一节 苏州民间手工艺的历史沿革
追溯苏州民间手工艺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五大历史阶段:史前至春秋战国是初创时期,秦汉至南北朝是勃兴时期,隋唐至宋元为成熟时期,明清堪称鼎盛时期,民国至今为变革时期。
一、初创时期
在远古时代,苏州原始手工艺已展现了较高的技艺水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985年,在吴县三山岛发掘出一批旧石器晚期有人工打击痕迹的石制品,共五千二百六十三件,器身和刃缘加工十分考究。以凹刃刮削器为代表性器物,月牙状凹刃上都留有正反两面修理加工的疤痕,刃口加工打击成细牙密布的锯齿状,切割时格外锋利。先民们手工打制的这批旧石器,可谓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苏州手工艺制品。
石之美者为玉,在良渚文化时期吴地出产的玉器品种之丰富、数量之众多以及雕琢之精湛,世所罕见。遗存至今的,还有骨雕、贝壳雕等被陆续出土发现。人们用石珠、鱼骨、兽骨管、兽牙、蛤壳等,经过原始的修磨、钻孔,串缀起来挂在颈项上,作为一种胜利者的装饰,作为美的装饰。
吴江梅堰出土距今四五千年的陶器,有造型生动、神气精灵的鸟形壶,有工艺精良、耐人寻味的葫芦尊。在陶尊和陶杯上还用原始“漆”料手绘线条流畅的棕色图案,成为中国最早的漆画陶艺品。
太湖周围是古代所谓“厥贡条荡”的地区,曾是原始社会竹编的重要生产地。在出土的二百多件竹编中,大都用刮光加工过的篾条,编出人字纹、梅花眼、菱形格、十字纹等各种花纹,并在器物的体部用扁篾,边缘部分用“辫子口”,先民们早就运用了实用和美观相结合的制作原理。
春秋时期,吴国的青铜器铸就了吴越春秋的辉煌。《吴越春秋》记载干将、莫邪夫妇铸剑的传说,而出土的青铜器更证明了吴国的青铜工艺成就。如吴王诸樊剑、吴王光剑、攻敔王光戈、吴王夫差矛等兵器,达到了当时金属加工工艺的先进水平,特别是剑器,纹样至今十分清晰,寒光射人,锋利如新,先民们的技艺让人惊叹不已。
春秋战国时期,苏州古代民间手工艺术从萌芽时就出现了的高超的技艺,达到一个光辉灿烂的高峰,呈现出吴地先民巧思善构的特长。其中的玉器、青铜器尤其称著,其艺术成就至今仍在艺术和学术领域中闪烁着光彩。
二、勃兴时期
汉代漆器。在苏州葑门外天宝墩、觅渡桥两处汉墓中均有出土,品种有漆棺、漆碗、漆奁、漆盘、漆案、漆耳杯等。漆器的造型比战国时期更丰富,形制多样统一,是实用和美观相结合的工艺品典范。
陶器。天宝墩西汉墓出土有陶壶、陶瓿、陶屋、陶钫、陶鼎、陶灶、陶耳杯、陶灯等釉陶器。陶壶有颈向内收,口沿和颈部饰禾穗纹;有喇叭口形,腹部呈扁圆形等。在曲线的运用、宽高的比例、收敛外张等变化的处理上,都别具特色,造型十分优美。
金器。天宝墩西汉墓出土鎏金饼一件,正面光滑,略向内凹,背面隆起;金饼两件,圆饼形,面呈凹形,中间有裂缝和锤击痕迹,并盖有戳印和划文,其中一件呈红色,重二百五十六点九克,含金量达百分之九十八,说明当时金器制作工艺已相当成熟。
铜镜。觅渡桥东汉墓出土一件铜镜,为日光昭明镜(透光镜),小圆纽,直径八厘米,背有铭文一周,共十八字。近代研究认为,铜镜在制作时产生铸造应力,在研磨时又产生压应力,因而使镜面产生与背面花纹相应的曲率,引起透光效应。苏州出土铜镜甚多,式样丰富,制作精巧,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装饰性。
刺绣。王嘉《拾遗记》记道:“孙权常叹魏、蜀未夷,军旅之隙,思得善画者使图山川地势军阵之像。达乃进其妹。权使写九州方岳之势。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灭,不可久宝;妾能刺绣,作列国方帛之上,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既成,乃进于吴主,时人谓之‘针绝’。”这是我国第一幅刺绣山川地势图。西晋光熙元年(306)和永嘉四年(310),日本两次派人来吴,聘请养蚕、刺绣、织锦的匠师去日本传授技艺。据日本学者在《日本纺织技术之历史》一书中考证,日本的“和服”即“吴服”的谐音。
三、成熟时期
隋唐至宋元时期,苏州民间手工艺十分发达,织锦、印染、琢玉、陶瓷、泥塑、金银器、漆器、木工、塑作等,出现了全面繁荣。在艺术上、技术上及生产规模上,都超过前代。
唐吴人雕塑家杨惠之,相传在昆山慧聚寺、甪直保圣寺都留下了作品。《吴郡志》记道:“昆山慧聚寺大殿佛像,及西偏小殿毗沙门天王像,并左右侍立十余人,皆凛凛有生气。塑工妙绝,相传为唐杨惠之所作,惠之塑工妙当时。”甪直保圣寺塑壁罗汉,至今尚存半堂,相传赵孟頫曾书一联曰:“梵宫敕建梁朝,推甫里禅林第一;罗汉溯源惠之,为江南佛像无双。”历史上都认为保圣寺罗汉为杨惠之所塑。
苏州西南郊七子山一号墓,出土五代时期的文物有瓷器、陶俑、兵器、金银玉器饰品、铜器、铁器等,这都反映了当时苏州金银细工、琢玉工艺技术的一个侧面。
近年在虎丘云岩寺塔和瑞光塔中发现一批珍藏的苏州民间艺术品。云岩寺塔中,有晶莹如玉的越窑青瓷莲花碗、精致的檀龛宝相和鎏金镂花包边楠木经箱,以及十一面观音铜像、刺绣经帙等。瑞光塔中的真珠舍利宝幢,乃是一件大型综合性工艺美术精品,它通高一百二十二点六厘米,集玉雕、金银花丝、银皮立体雕刻、木雕、描金、漆雕、料珠穿珠、装金箔等多种技艺,运用各种珍贵材料,各施精湛技艺,全面体现了北宋时期苏州手工艺的高度水平。
宋元时,苏州民间艺术以品类丰富多彩、技艺精湛而蜚声海内,刺绣、缂丝、织锦、金银器、铜器、玉雕、木雕、漆器、泥塑、灯彩、装裱、制笺、制扇、鼓乐、碑刻等工艺全面发展。其中,不少行业已逐渐形成专业生产和集市贸易的街巷。在南宋《平江图》上,即有绣锦、乐鼓、金银、罗、珍珠、巾子、幛子、纸廊等专业坊巷。
宋代苏州的灯彩已享誉全国,首次出现“苏灯”之称。泥塑捏像,也名闻遐迩,《吴县志》记道:“宋时有袁遇昌,吴之木渎人,以捏婴孩,名扬四方。每月抟埴一对,约高五六寸者,价值三数十缗。”苏州民间艺术,经前期的勃发成长,至社会繁荣、文化昌盛的唐宋时期已趋于成熟。
四、鼎盛时期
明清时期的苏州,为富甲一方的繁华胜地,经济文化发展达到当时社会的最高水平,民间手工艺方面也不例外。王士性《广志绎》说:“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始盛。至于寸竹片石摩弄成物,动辄千文百缗,如陆子冈之玉,马小官之扇,赵良璧之锻,得者竞赛,咸不论钱,几成物妖,亦为俗蠹。”张岱《陶庵梦忆》也说:“吴中绝技,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但其良工心苦,亦技艺之能事。至其厚薄浅深,浓淡疏密,适与后世赏鉴家之心力、目力针芥相投,是岂工匠所能办乎?盖技也而进乎道矣。”
由于苏州历史文化的影响,精细雅洁,成为苏州手工艺的总体风格。明代苏州刺绣,即如王鏊《姑苏志》所称“精细雅洁,称苏州绣”,上海露香园顾氏家族所作名噪一时,为人珍重,顾氏所绣以古今名画为主,凡花卉、翎毛、山水、人物均能“劈丝细过于发,针如毫”。明代苏州家具,即“苏式”家具,业内称“苏做”或“苏作”,即今所谓明式家具。制笺在宋元时期春膏笺、水玉笺的基础上更有提高,高濂《燕闲清赏笺》称“近日,可用作书者,吴中无纹洒金笺纸为佳”。苏州折扇名重一时,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称为“怀袖雅物”。由于昆曲的形成和发展,剧装戏具也行销全国。虎丘泥人不但能捏塑一般的戏文故事人物,而且能对着人面捏相传真。
这一时期,苏州民间艺人不分男女,各有绝活,并在全国同行中胜出。乾隆《元和县志》说:“吴中男子多工艺事,各有专家,虽寻常器物,出其手制,精工必倍于他所。女子善操作,织纴、刺绣,工巧百出,他处效之者莫能及也。”故明清时,苏州民间手工艺的品种、技艺都超过前代,完全进入鼎盛时期。
五、变革时期
清末民初,我国经历了近代史上最巨大的社会变革。社会动荡,思想更新,经济生活演变,文化艺术中西交汇,无不影响着苏州传统手工艺的生存和发展,民间艺人在变革中各自寻求发展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苏州民间手工艺行业由政府进行组合,提高艺术水平,扩大生产规模,出现繁荣景象,一度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苏州的日用绣品、折扇、扇面、玉器摆件、金银首饰、红木家具、缂丝、字画雕刻等,不仅在国内畅销,还都获得了很大的出口销售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苏州手工艺行业又面临着新的生存发展途径的抉择,如何适应市场和民众的需求,继承优秀的传统手工艺术,学习世界手工艺的先进成果,进一步提高手工艺制品的艺术含量,是苏州民间手工艺面临的新的考验。
第二节 苏州民间手工艺精华
追溯苏州民间手工艺的缘起和发展,历代苏州民间手工艺的精华不胜枚举,各个时期都有精美的各类手工艺的代表作品。
一、玉石器
太湖流域是我国最古老最精美的玉器产地。良渚文化时期用玉之风大盛,最典型的是苏州附近草鞋山和张陵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玉器,有玉玦、玉环、玉镯、玉坠、玉管、玉珠,以及玉璜、玉琮、玉蝉、玉觹、玉璧等。尤其是玉琮上的阴刻兽面纹和玉觹上的透雕花纹,制作精细,在尚未出现金属工具的远古时代,就能制造出如此精美的艺术作品,常会令后人惊叹不已。从图腾时期走来的吴地先人,从璞石中获得美玉并加以如此精致的琢磨,正是他们精神生活的追求。吴地的玉琮,后来还向外发展传播,影响至我国西南、西北、北方地区。
五代时,就有吴越国广陵王钱元璙令吴郡玉工颜规于便厅解玉的记载。至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称“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当时有良工陆子刚(一作子冈),被称为“吴中绝技”,《木渎小志》记道:“陆子刚,碾玉妙手,造水仙簪,玲珑奇巧,花茎细如毫发。”徐渭题其水仙玉簪诗有“昆吾锋尽终难似,愁煞苏州陆子刚”之句。今故宫博物院藏有他的青玉合卺杯、青玉山水人物方盒、青玉婴戏纹执壶、茶晶梅花花插等多件玉雕作品。其技艺手法多样,装饰纹样丰富,造型多变,重视铭文及诗词,可称“上下百年无敌手”。还有王小溪,擅制玛瑙;刘谂,长于水晶、玉石、玛瑙,雕琢有八瓣莲花青玉双耳杯、白玉觯,造型典雅,做工精致。清乾隆年间,苏州曾向朝廷解送玉器五十起,品种有玉佛、玉磬、玉瓶、玉鼻烟壶等三十一种计三百九十七件,均以精巧见长。高宗弘历有诗赞道:“相质制器施琢剖,专诸巷益出妙手。”苏州玉器业大多集中在专诸巷一带,平时在阊门吊桥堍遍设地摊,如玉器博览会。每年农历九月十四至十六日在周王庙弄玉业公所庆贺周王生日时,更是人山人海,各自将最好的物件拿出来展示交流。
二、青铜器和仿古铜器
《吴越春秋》记载干将莫邪夫妇铸剑传说,并有吴钩的制作。“采五山之铁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阴阳同光”以铸剑,而金铁之精不销沦流,乃断发剪爪投于炉中,炼出干将、莫邪两剑。至于吴钩,有人贪阖闾之重赏,杀其二子,以血舋金,遂成二钩,献于阖闾求赏,阖闾不信,举众钩以示之,钩师向钩而呼二子之名,声绝于口,两钩都飞着钩师之胸。阖闾大惊,乃赏百金。这是两则关于铸剑作钩的神奇传说。后人有“操吴戈兮披犀甲”“含笑看吴钩”等诗句,赞美春秋时期吴国骄人的兵器,和吴地春秋时期领先于全国的手工技艺。
出土的青铜器,更证明了那个时期吴地的青铜工艺成就。随着青铜器陆续被挖掘出土,商周时期的灿烂文化显现在人们面前,学术界掀起了考古学术研究之风,而仿制者亦有了依样仿造之据。苏州从元代就有王吉能修补和仿铸古铜器,明代胡四铸彝鼎等器能仿古,与旧铸莫辨,并有蔡文甫仿铸古铜器被称为“苏铸”。此外,徐守素、蒋彻、李信、邹英等也都擅长修补和仿古,形成独特的技艺。清代更有许多能手,仿制古铜器从形制、铭文、纹饰以至厚薄、轻重、颜色、气味等,都能与原器相同,达到以假乱真的境地。民国初,周梅谷开设的寿石斋中有善于浇铸的名工陶善甫,长于接色的巧匠蒋圣宝,刻铜雕木范的能手李汉亭、黄桂伦,彼此合作,集体研究,使技术得到空前提高,并积累了不少秘方妙法,所制作品,连鉴赏专家也难辨其真伪。
新中国成立后,苏州仿古铜器企业曾为各地博物馆仿制过出土的大型青铜器。众多大件青铜器,经苏州技艺人员的努力,都能一一研究破解,根据所含材质比例及不同器形的特殊要求仿古复制,如仿古编钟1998年获首届中国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苏州仿古铜器造型准确,做工精细,纹饰合度,层次清晰,色泽逼真,铭文达意,形成真假莫辨的美质,同样成为高级艺术欣赏品。其制作技艺被国家轻工业部列为保密项目存档。
三、苏绣
明代苏州刺绣已形成自己独特的“精细雅洁”风格,清末沈寿则首创仿真绣,使人物脸部有阴阳深浅光影的质感,所绣《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在1910年南洋劝业会上获刺绣品中唯一的一等奏奖,后被清政府作为国礼赠送意大利;1911年又在意大利都朗万国制造工艺赛会展出,获“世界至大荣誉最高级之卓绝奖凭”。
民国时,在丹阳正则女子职业中学任教的杨守玉能画会绣,在绘画专修科学习传统绘画时接触到素描、水彩、油画等西画,结合刺绣创出乱针绣,以长短参差不一的针法,交叉搀和而成,并经过一次次地分层搀色,直至光、色、形相似。仿真绣和乱针绣直接影响着今天的苏绣艺术,并由任嘒闲等一批刺绣艺术家进一步完善,得到升华和持续发展。双面绣成为苏绣精品的特产,并创出双面异色绣、双面三异绣,在针法、色彩、技艺等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新创的苏绣《波斯猫》《金鱼》成为我国馈赠外国元首的国礼。双面绣《金鱼》获1984年第五十六届波兹南国际博览会金质奖,陈明双面绣《长毛猫》获1986年保加利亚第六届普罗夫迪夫国际春季博览会金奖,姚慧芬乱针绣《张大千像》获1995年首届中华巧女手工艺品大赛一等奖。
苏绣技艺是精美细致的艺术,绣工先要对刺绣图案进行分析研究,考虑用什么针法绣什么部位,用线粗细及颜色深浅都要酝酿成熟才能动手刺绣,这是对画稿的艺术再创造,以达到“佳者较画更胜”的艺术效果。所以不同的作品艺术表达也不尽相同,可使绣品达到平(绣面平服,熨帖如画)、光(光彩炫目,色泽鲜明)、齐(针脚齐整,轮廓清晰)、匀(皮头均匀,疏密一致)、和(色彩调和,浓淡合度)、顺(丝缕合理,圆转自如)、细(用针纤细,绣线精细)、密(排列紧凑,不露针迹)的形神兼备、画绣合璧的艺术境地。艺术欣赏品与日用绣品又各有不同要求和特色。在全国“四大名绣”中,苏绣居于领先水平,并由此而形成苏州女红文化。
四、金银器
唐代苏州,财富殷盛,金银器为上层社会所大量使用。人们利用金银特有的属性,通过精细的工艺把它们变为奢华、彩饰、辉煌、节日装潢的自然物。苏州人心灵手巧,正是细工制作金银器的能手,能在造型优美的器物上錾出点、线、面构成的装饰纹样,与金银表面的光泽相映增辉。金的加工方法有十四种,如销金、拍金、镀金、砑金、泥金、镂金、捻金、戗金等。制作金银器,主要靠锤打法,还有采用切削、抛光、焊接、刻凿、铆、镀等加工手法。银器上多錾出浮雕效果的主纹鎏金,使主纹更加突出,呈现出高贵华丽的效果。
晚唐五代时期,许多金银器上有非常细致的花纹,用翻铸、锤拍、线刻、掐丝、镂雕等方法制作,银器上花纹部分常鎏金,光彩夺目。苏州七子山一号墓出土五代时期大量的金银器皿中,有漆盆银扣大小两件,大的直径九十八点八厘米,边宽二厘米,如此大型的器物很为少见。一鎏金玉饰件全长二十八点一厘米,中间为木质包鎏金银皮把柱,刻有精细的卷草纹,一端镶接五角形扁平玉饰,另一端镶接三角形玉饰座,再加五角形玉饰,器形别致。瑞光塔出土之真珠舍利宝幢中,有用金丝编制的立体空心九头龙、银丝空心球、宫殿柱子等,奇巧无比,令人叹为观止。
元代名匠朱碧山,隐居苏州,专攻银器,所制蟹杯、灵芝杯、田瓜觥、银槎杯等不见焊接,杯上人物雕刻神态自然,号称“一时绝技”,至今故宫博物院和英国大英博物馆都藏有他的作品。
苏州金银器制作在明清时更为兴盛,清康熙年间有金铺四十七家。乾隆年间始创的恒孚银楼,采用烚金技艺,不惜工本锻炼加烚提净十足赤金,金质更纯,外观更美,成为江浙一带的著名银楼,传有“家有恒孚金,睡觉也安稳”之说。
五、缂丝
缂丝是通经断纬的一种织造手工艺。通常织造丝绸是采用花机织造,图案是通过预先设计的花版织成。缂丝则是以生丝为经线,布好经线后用各色熟丝作纬线进行织纬,用很多竹形小梭子按图案进行平纹挖织,一色一线一梭子换织,纬线不是通梭而织,所以工艺是特定的“通经断纬”。如果将织物对空照视,可以看到在色彩交叉处留下一个针眼,所以过去又称其为“刻丝”。缂,就是织纬的意思,丝线因织纬而成图形,所以称为“缂丝”。
缂丝一般是缂制服装,因为要一梭一色缂制图案,需千万次手工换梭而织,所以有“妇人一衣,终岁方就”之说,可见缂丝之难,亦见缂丝品之稀少珍贵。明神宗的龙袍就是缂丝龙袍,故宫博物院藏有清乾隆时一件缂丝加绣《九阳消寒图》上有高宗题诗,有“宋时创作真称巧,苏匠仿为了弗殊”之句,称赞苏州缂丝匠师仿宋缂丝具有高超的技艺。
苏州历代有缂丝的著名艺人。南宋时沈子蕃的《梅花寒鹊图》,朱克柔的《牡丹》《莲塘乳鸭图》等,都被珍藏于故宫博物院等处。明代有朱良栋、吴圻等著名艺人。清末民初有汤长云、李水福等,五十年代有沈金水、王茂仙,今王金山、俞家荣等就是他们带出来的高徒。现代缂丝主要是缂制一些名人画幅,或是仿古缂丝名作,俞家荣仿明代十二章团龙福寿如意衮服缂丝复制品获1984年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杯奖。王金山所创双面异色异样《寿星图》缂丝台屏现藏于中国工艺美术珍宝馆,在他指导下缂制的大型金地墨迹《西江月·井冈山》,宽八米,高二米,首创绞花线缂织技法和斜坡接梭法,成功表现出毛泽东草体书法的干湿浓淡,今陈列在毛主席纪念堂西大厅。苏州郊外陆墓、蠡口是缂丝传统产区,为日本定制缂丝和服和腰带。
明清以来,缂丝全国仅苏州一地生产,一枝独秀,被称为“织中之圣”。也只有苏州人的细致耐心,才能将缂丝技艺传承至今。
六、苏灯
南宋周密《武林旧事》称“灯品至多,苏福为冠”,并说:“灯之品极多,每以苏灯为最。圈片大者径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种种奇妙,俨然着色便面也。”范成大在《石湖乐府序》中说:“吴中风俗,尤竞上元,前一月已卖灯,谓之灯市。价贵者数人聚博,胜则得之,喧盛不减灯夕。”并咏道:“吴台今古繁华地,偏爱元宵影灯戏。春前腊后天好晴,已向街头作灯市。叠玉千丝似鬼工,剪罗万眼人力穷。两品争新最先出,不待三五迎东风。”时有万眼罗、琉璃球诸品,尤妙天下。至明清时,吴趋坊、西中市、阊门、吊桥、南濠一带灯市兴旺,蜿蜒十数里悬挂各种灯彩,供人观赏并出售。龙灯、马灯、狮灯、莲灯、谜灯等巧丽精致,引人入胜,同时还有灯市、灯社、灯谜、灯宴、灯游、竞灯等,时有诗咏道:“龙灯兴过马灯来,还托禳灾搭彩棚。中市前头濠上路,火为城腹锦为城。”王鏊《姑苏志》记有荷花灯、栀子灯、葡萄灯、鹿犬灯、走马灯、栅子灯、夹纱灯等。其中灯彩变化多端,各显神奇。著名的走马灯利用燃灯后热空气流动原理,使灯彩外廓自行转动,灯彩各面所绘景象随之如走马般轮番展示,妙趣横生。苏州传统灯彩之一的羊角灯,因制作时环境污染而停产,技艺亦失传。
制灯店铺大多集中在阊门一带,1925年成立灯业公所时有大小店铺一百一十七家。新中国成立后,苏州灯彩曾多次在各地举行灯彩展,结合现代情趣,采用传统技艺和现代科技手段,制作各色灯彩,争奇斗艳。苏灯之妙在灯品不断创新,其外形有各种亭台、鸟兽、瓜果等,料质有无骨灯、鱿灯、珠子灯、罗帛灯、夹纱灯等。灯身又集剪纸、绘画等工艺,造型优美,灯饰华丽,色彩鲜艳,花样出奇。1959年全国花灯比赛中,苏州亭台楼阁灯独具一格,被一致推举为全国第一。
七、苏扇
苏扇之长在于折扇和檀香扇。折扇是以竹木等材料为扇骨,穿上市矾扇面,可撒可收。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今吴中折扇,凡紫檀、象牙、乌木者,俱目为俗制,惟以棕竹、毛竹为之者,称怀袖雅物,其面重金亦不足贵,惟骨为时所尚。”这就是著名的水磨玉竹骨扇,以棕竹、毛竹制作,竹纹皮色明润光滑,清新秀美,犹如玉润之骨。扇骨下端掌握处的扇头造型优美,做工考究,如明代的古方头,清代的大圆头、葫芦圆头、琵琶圆头等,各有风貌特色。苏州折扇厂生产的孔雀牌“水磨金玉竹骨扇”1980年获轻工业部优质产品奖。至于苏州折扇的市矾扇面,洁净牢韧,是书画家的钟爱之物,虽仅咫尺天地,却留下许多文人雅士的韵事。
檀香扇属折扇中的一种,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兴起而成为苏州折扇中的一枝新秀。它以芳香馥郁而获女子喜爱,有画花、拉花、烫花、雕花等手工艺加工而愈显其精致。拉花是以钢丝弓锯在扇片上拉出各种花纹,组成精美的图案。烫花是用电烙笔在扇片上烫绘画面,画面棕褐色与檀香木天然颜色相映成趣,显得古雅浑厚。有的将拉花与烫花相结合,更显得玲珑精巧。有的檀香扇还用绢面组合成各种款式,如“双空”“格景”“中空”等,更显得优雅。近年来受双面绣影响,创出檀香扇的双面异样拉烫镶嵌扇多种。如意牌檀香扇获1981年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银杯奖,双异拉烫《佛会图》《乐女图》檀香扇获1992年首届中国国际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金奖。
八、苏式红木家具和小件
家具工艺在明代形成各地的地方风格,苏州家具独具风格,世称“苏式”,它的特点是“简、厚、精、雅”。简是造型简练,不繁琐,不堆砌,落落大方;厚是形象浑厚,具有庄穆质朴的效果;精为做工精巧,一线一面,曲直转折,严谨准确;雅是风格典雅,不落俗套。红木小件造型优美,磨漆光亮,表里如一,凡盒匣类都严丝密缝。
苏州是中国传统家具的主要产地之一,有床、榻、箱、桌、椅、柜、台、几、案、屏、座、架、笼、盘、罐、筒、花轿、砚盒、首饰箱、提菜盒等。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总统套房内的红木雕刻龙床及室内桌椅橱柜等都是苏州所制,红木龙床镶嵌红木花板一百一十二块,雕龙二百零六条,形态各异。为北京中南海紫光阁精制的三堂大型红木雕刻地屏,分别陈列于接见厅、门厅和会议室,高雅华丽,端庄凝重。“菱花套床”获1992年首届中国国际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银奖。
红木小件可分几架类、灯罩类、盘匣类、文具类、座子类等,品种近百,均为装饰品兼实用品。陆涵生的黄杨木雕“梧桐叶嬉龙”“双龙竹根几”等为传世珍品,苏州红木雕刻厂的红木小件获1984年国家银质奖,陈忠林的紫檀木雕“大荷叶笔筒”获1999年首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精品展金奖,锺锦德的紫檀木雕“荷叶秋韵”获2002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艺术展金奖。
苏式家具和红木小件是高雅的室内装饰陈设品,在细工雕刻中最能反映出苏州能工巧匠的特长和优势。
九、桃花坞木刻年画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由画稿、刻版、套印三部分技艺组合而成,用一版一色的木版彩色套印方法印制出来。画稿设计分为线版和若干套色版;刻工将画稿反贴在梨木板上,运用拳刀根据画稿上线、点、块,采用雕刻技艺,一色刻一版,保持线条流畅,图稿不走样,心手齐用,显出刀功;彩色套印需一色一版,使墨线版和套色版准确无误,不化不滞,印色透纸。三者配合下的年画构图丰满,装饰性强,色彩常用桃红、大红、柠檬黄、蓝、紫、浅墨等色,色调艳丽而和谐。
年画善于运用象征、寓意、夸张等手段,来表达人们喜庆欢乐的心情和向往美好的心愿,通俗易懂,丰满明朗,色彩鲜明,富有装饰性,为群众喜闻乐见。它以独特的民间传统艺术样式而享有声誉,对日本的浮世绘有相当影响。近年来,张晓飞的《水乡元宵》在第五届全国年画展获一等奖,王祖德的《渔家书屋》在第六届全国年画展获金奖,吴臻的《姑苏风情》获银奖,《百子图》获中国民间艺术一绝大赛银奖。
十、文房用具
苏州文化昌盛,文人云集,他们对文房用品的追求,促进了当地能工巧匠精益求精。其中,姜思序堂的国画颜料,使用时纸色合一,经久不脱,艺林传誉,远近争求。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即采用姜思序堂国画颜料,其中一轮红日光彩如新,久不褪色。浙江湖州善琏湖笔传入苏州后,苏州艺人使其更臻完美,有“尖、齐、圆、健”的特色,为海内外书画家赞赏,郭沫若诗曰:“湖上生花笔,姑苏发一枝。”金鼎牌湖笔是苏州著名的文房用具。苏州笺纸,唐时以鱼子笺最著名,唐末著名诗人陆龟蒙得到友人皮日休馈赠的鱼子笺,写了一首题为《袭美以鱼笺见寄,因谢成篇》的诗,其中“向日乍惊新茧色,临风时辨白萍文。好将花下承金粉,堪送天边咏碧云”刻画了鱼子笺的风采与特征。至宋代,据《吴郡志》所记:“彩笺,吴中所造,名闻四方。”“今蜀中作粉笺,正用吴法,名吴笺。”清代苏州产金花笺,用于宫廷殿堂补壁帖子,苏州织造奏文中有洒金笺“每张工料银六两二钱四分二厘”之语。明末清初苏州制砚高手为顾道人,传子顾圣之,制砚台古朴风雅,其媳二娘有辨别砚石之绝技,只用脚踏一下制砚机轴的绳子,便能分晓优劣,琢砚则更胜一筹,其传世之作“洞天一品砚”,今藏故宫博物院。顾氏后人顾公望,应诏进京为宫廷制砚,高宗曾题苏州石质澄泥砚铭,有曰:“昔也泥,今则石。葆其光,坚其泽。利笔毫,宜墨液。”
十一、苏裱
宋代书画兴盛,苏州装裱技艺已全国闻名。至明代,苏州装裱被称为“吴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有“吴装最善,他处无及”之语。至清依然,沈初《西清笔记》说:“乾嘉时装潢竞重苏工。当时秦长年、徐名扬、张子元、戴汇昌诸人皆名噪一时,藉藉士大夫口。”王世贞家多珍秘,深究装潢,请装裱国手强百川为座上宾;汪景淳于白门得王羲之真迹,厚聘装裱家汤杰;李周生得《惠山招隐图》,请装裱家庄希叔重装;吴湖帆则以装裱家刘定之为终世之托。苏裱名师与书画家为契友,这在苏州是个悠久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曾在苏州招聘许多装裱师到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装裱修复古旧字画,但苏州尚有纪国钧、连海泉、谢根宝、马炳辉等名师,再传承给范广畴、纪森发、纪森荣、谢光耀等。他们先后为全国各地博物馆修复大量古旧字画,为国家抢救和保护了文物。
苏裱有高超的修复技艺,常见的有揭画芯托纸,稍有不慎,或掉粉,或掉色,使原画失神,或厚薄不匀,使画面成花斑,或揭伤画芯,或伤害原画;补洞,有碎补、整托芯隐补及镶补。最难做好的是全色和挖款、移款。全色包括接笔和补色,能做到和原画浑然一色;挖款、移款则能做到天衣无缝。
除上述民间手工艺外,苏州还有全国“三大名锦”之一的宋锦,为全国各剧团和古装电影电视剧争相订购的剧装戏具,全面发展的苏州民族乐器,江南一绝的苏州碑刻技艺,吴门篆刻技艺,陆墓御窑金砖、蟋蟀盆,名播海内外的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等,这些都是苏州称著于世的民间手工艺精华。
第三节 苏州民间手工艺的特色
历史上,我国各地众多的民间手工艺,各具特色,各擅胜场,苏州民间手工艺也不例外,能得天下的重名,自有其历史文化渊源。
一、历史悠久
吴地先民们早在五六千年前就能创造出陶器、玉器等原始工艺品。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又呈现出吴地工艺美术独树一帜的个性形象。秦汉时苏州工艺美术发展十分迅速,织造工艺和刺绣已开始在全国享有盛誉。隋唐时期苏州的琢玉、漆器、泥塑、刻版工艺、金银器等,均达到很高的水平。宋元时苏州工艺美术以品类丰富多彩、技艺精湛而蜚声海内,刺绣、缂丝、宋锦、灯彩、泥人、扇子、苏裱、乐器等,都已逐渐形成专业生产和集市贸易的街巷。明清时苏州工艺美术发展到鼎盛时期,技艺精益求精,各有风格特色,并得到历朝皇帝的赞赏。这与文人参与设计、品评和倡导大有关系,作品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文化品位得以提升。
二、门类众多
传统民间手工艺共分二十四个大类,苏州即有二十二个大类,各类花式品种超过三千五百个。明清两代朝廷通过在苏州设置的织造局,安排生产各种手工艺贡品,这就要求苏州民间艺人更多地开辟门类,增设品种,创新花式。苏州门类众多的手工艺品也吸引全国各地的人纷至沓来采购,并应用户需求不断开创新的品种和花式。如《红楼梦》中专门描述薛蟠到苏州采办手工艺品,一箱中“却是些笔、墨、纸、砚,各色笺纸,香袋、香珠、扇子、扇坠、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丘带来的自行人、酒令儿,水银灌的打筋斗小小子,沙子灯,一出一出的泥人儿的戏,用青纱罩的匣子装着;又有在虎丘山上泥捏的薛蟠的小像,与薛蟠毫无相差”。苏州众多的手工艺品成为各地推崇的民间艺术品。苏绣、缂丝、苏扇、苏灯、明式家具、苏裱、剧装戏具、民族乐器、御窑金砖等至今仍是全国独有的生产类目。
三、形成手工艺生产基地
明清以来,苏州民间手工艺生产形成了更大的规模,横塘、木渎成为苏绣加工集镇,陆墓成为缂丝、御窑金砖加工集镇。城内也形成了一些手工艺的制作、销售专业坊巷,王天井巷有红木作六十二家,城西一带为铜器、骨器、玉器、乐器等作坊集中地,廖家巷集中扇业作坊,西中市、汤家巷遍布绣庄,景德路多乐器店,桃花坞大街则以木刻年画为主。这些手工艺专业相对集中,形成一定规模的生产基地,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苏绣,当时有绣庄业、零剪业、戏衣业三个专业行业公所,有绣庄一百五十家之多,刺绣最多时城内外有十万绣工。玉器业公所在维修时,有八百三十多户捐款。
四、具有精细雅洁的风格特点
苏州民间手工艺的总体风格特点是精细雅洁。精细是技艺的反映,精细设计,精工细作,精益求精,细腻精巧;雅洁是艺术的追求,清淡雅致,文雅美好,简洁明快,典雅洁净。不同的民间手工艺产品,还具有不同的技艺和艺术特点,有的简练,有的繁复,有的雅致,有的质朴,体现了民间手工艺的多样性,在全国独树一帜。精细雅洁,既是一种物质的表面观感,又是一种精神的人文内涵。物质的表面观感,感染着人们的思想意识;精神的人文内涵,展示了苏州文化的丰富多彩。
五、人才辈出
民间手工艺靠艺人代代相传,传统技艺才得以一脉相承,推陈出新,正是他们的精湛技艺和知名产品,才使苏州手工艺名重天下。自明代苏州香山帮艺人蒯祥建造北京紫禁城以后,朝廷多次从苏州征召手工艺人,有的定居北京,由此带动了北方民间手工艺的发展。清末农工商部在京办绣工科,苏州沈寿等教习在京教绣多年,后又至南通教绣,培养了一批刺绣能手。阮葵生《茶余客话》说:“苏州姜华雨莓绿竹,赵良璧、黄元吉、归懋德治锡,李昭(一作荷叶李)、马勋治扇,周柱治镶嵌,吕爱山治金,王小溪治玛瑙,蒋抱云、王吉治铜,雷文、张越治琴,范昌白治三弦子,杨茂、张成治漆器,江千里治嵌漆,胡四治铜炉,谈氏笺、顾氏绣、张氏炉、洪氏漆、孙春阳烛,又文衡山非方扇不书,及近时薛晋侯治镜,曹素功治墨,穆大展刻字,顾二娘、王幼君治砚,张玉贤火笔竹器,皆名闻朝野,信今传后无疑也。”正是这些名闻朝野的民间手工艺人,将苏州民间工艺品推向了全国。
第四节 苏州民间手工艺的社会土壤
独特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历史文化、生活习俗等,对苏州的民间手工艺的产生和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雄厚的经济基础
苏州地处江南,据五湖三江之利,自春秋以来即为郡治、府治所在地。西汉初刘濞封王于此,逐渐成为经济实力强盛的地区。“文景之治”后,苏州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手工艺中的纺织、铜器、漆器、陶瓷等都比较发达。至三国孙吴时,农业、商业、手工艺、纺织、丝绸、冶金、造船、航运交通等都比较兴旺。两晋南北朝由于中原战乱较多,江南相对平稳,北方士庶南迁,苏州经济迅速发展,城市逐渐繁荣,被誉为“江南一大都会”。隋炀帝开通大运河,苏州成为东南沿海沟通内外的水陆交通要冲,形成全国财货集散、转运和信息交流中心。唐代时苏州升为仅次于京畿的雄州,社会安定,农桑丰稔,各业兴盛。晚唐五代时期,吴越统治的七十多年中战争较少,又一次成为北方移民的首选之地。吴越并规定“募民能垦荒田者,勿收其税”,经营水利,“常为田事,治河筑堤”,因此“钱氏百年间,岁多丰稔”。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称赞当时的苏州,“井邑之富,过于唐世,郛郭填溢,楼阁相望,飞杠如虹,栉比棋布,近郊隘巷,悉甃以甓,冠盖之多,人物之盛,为东南冠”。在北宋的二百多年里,中原门阀士族的南迁,形成了苏州的豪族阶层,他们不仅带来北方的习俗爱好,也促进了苏州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发展。至明清时期,苏州已成为东南地区经济、文化的中心。时人称“吴中实豪都,胜丽古所名”,“土物既繁雄,民风亦和平”,“人间都会最繁华,除是京师吴下有”,乃是富甲一方的繁华胜地。在如此良好的社会环境下,民间手工艺得到蓬勃发展。
正由于苏州的经济繁荣,人们才有条件追求精神文化享受和高质量的物质生活,如苏州制作的真珠舍利宝幢、金银器、足金首饰等,都反映了苏州社会生活的富庶。
由于社会生活富庶,苏州人对手工艺有更高雅的追求,豪门富户甚至长年聘请手工艺人,专门制作高档艺品,或为其园墅进行维护和装饰。天官坊陆家聘请的一批手工艺人,就定居在学士街沿河,由书画家进行艺术指导,并为亲戚贝家的狮子林进行大规模修缮。东山雕花楼主人曾用重金邀来各类雕刻名手,历时三年,费金三千七百多两,使整幢建筑无处不雕。灵岩山寺曾请木雕艺人赵子康率十几位弟子入寺工作十七年,不仅造就了灵岩山寺的木雕精品,也使赵子康成为一代雕刻名家。
二、文人雅士的参与
文人对民间手工艺的参与,更能对民间手工艺注入文化的含量,这是苏州民间手工艺一大特色。苏州众多文人又是民间手工艺的爱好者,他们赞赏苏州手工艺品的精湛技艺,并进行品评和宣传,使传统手工艺登堂入室,成为高雅的艺术品。文震亨的《长物志》,就对与生活相关的手工艺和工艺思想作了阐述,涉及室庐、书画、几榻、器具、衣饰中的百余个品种,他的工艺思想,对苏州民间手工艺有巨大的影响。许多园林需要工艺美术品的陈设布置,有的文人直接参与,有的文人提出具体建议,这使民间手工艺中的文化意识更为浓厚。
文人的参与,会从更高更新的视角予以启示和推进制作。苏州折扇是典型的文人和手工艺人结合的成果。明代折扇开始流行,吴中风雅之士时常手执一柄,聚会时就会互相品评扇式及做工,也就会向制扇艺人提出要求,而制扇艺人则根据文人要求和喜好,创作新的造型,做工自然益精,并形成各自的技艺特色。明式家具亦是苏州明代文人参与设计,构画图样,实现简雅特色的家庭装饰理念。
民间手工艺人在文化氛围中长期接受熏陶,也会提高思维境界和技艺水平。苏州的湖笔就是书画家们试用后提出修改需求,艺人在毛颖长短和软硬上不断调整,直至最佳的。艺人与文人结为师友也是常有的事,有的艺人本身就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如吴昌硕在吴云府邸的几年,与名家多有交往,逐渐成长为一代名师。苏州手工艺人置身于浓厚的文化氛围中,自我加强文化修养,真正吸收文化元素,因此能从普通工匠成长为手工艺师,与文化人互动而产生更高层次质的飞跃。
另外,由于受历史、经济、文化的影响,苏州的人文价值观与其他地方不同。隋唐以来,苏州人以读书为尚,由科举而入仕途,晚年退隐,就去实现“秋月春风在怀抱,吉金乐石为文章”的理想;更有不少地方官,退休后留居苏州,以其资财而收藏宏富,黄省曾《吴风录》说:“自顾阿瑛好蓄玩器书画,亦南渡遗风也。至今吴俗权豪家好聚三代铜器、唐宋玉窑器书画,至有发掘古墓而求者。若陆完神品画累十卷,王延喆三代铜器万件,数倍于宣和博古图所载。”即使是中等人家,也不求留田遗金,但愿传书积德。故读书、收藏蔚然成风,由此而影响全国,王士性在《广志绎》里就说:“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苏州人的雅俗成为时尚,影响到民间手工艺,自然也随之雅俗了。这是文人参与民间手工艺活动的另一途径。
三、产销市场的促进
明清两代朝廷在苏设织造局,专门组织宫中观赏和日常用品,这是苏州手工艺不得不精巧细作、不得不提高技艺水平的促进机制。在制作贡奉作品中,培养出一批批手工艺人才,造诣精深,见识广博,不少成为全国知名的高手。苏州本地生活富足,讲究精致雅洁,民间手工艺也适应本地的市场需求,呈现出品类繁多、技艺精湛、全面发展的格局。
苏州又是全国的文化大市场、手工艺贸易中心,有广阔的市场背景。“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随着苏州民间工艺品销往各地,对全国产生辐射,更多的求购者来苏采办,形成了良性循环。这样推波助澜的产销市场促进作用,使苏州民间手工艺日益兴旺发达。
四、民风民俗的推动
苏州的民间习俗与手工艺互动发展,这是苏州手工艺市场的又一特点。如春秋吴国发达的青铜器铸造与“俗好用剑”风气的关系,“断发文身”与龙舟竞渡以及刺绣形成的关系等,可谓是源远流长。即以刺绣为例,历史上的苏州女子,无论贫富,刺绣是必习的手工艺,绣制手帕、绣鞋、嫁衣,还绣制扇袋、荷包等,一方面可以贴补衣食之需,甚至养家糊口,另一方面也是馈赠新郎的信物。而端午节,就是女红的一次竞赛,袁景澜《吴郡岁华纪丽》就说:“吴中竞尚丽巧,端午节物,兰闺彩伴,各赌针神,炫异争奇,互相投赠,新制日增。有绣荷囊,绝小,中盛雄黄,名雄黄荷包。以彩绒缠铜钱,为五色符,名袅绒铜钱。又编钱为虎头形,系小儿胸前,以示服猛。择蒜头之不分瓣者,结线网系之,名独囊网蒜,皆系于襟带间,云以辟邪。至于贵家大族,则镂翠叶五色葵榴,钿漆折扇、真珠百索钗符、牙筒香囊、艾朵彩团巧粽之属,互相馈贻,以矜新丽。”这个风气在明清时尤其盛行,它们的制作综合了绣艺、草艺、布艺、金银艺等多种技艺,大都由妇人制作。这在妇女生活史上也是值得一记的。
文章摘自《苏州文化概论》一书
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