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社会各阶层收藏玉器的情况,因不见文献记载,故详情不明。但从元墓出土玉器来看,元代民间收藏玉器之风还是相当炽盛的。例如:安徽安庆范文虎墓出土了一个白玉贯耳盖瓶,形体甚小,有盖,但从其贯耳仍可证明其为古代酒器;浙江杭州元代鲜于枢墓出土玉璋、玉琥等玉具剑饰,均为仿古玉,未见伪古玉;还有大同冯道真、吴县吕师孟、苏州张士诚父母等墓中,也可窥见元代出土玉器的只鳞片爪;故宫博物院和各省市博物馆也收藏一批传世元代玉器,有的艺术水平很高,而出土玉器中则鲜见高水平者。
玉器图录始于元,书画家朱德润首开其例,名为《古玉图》,共两卷。此书是他亲自图录在燕京诸王公家及秘府所见古玉而成,上卷收璧、环、带钩等17器,下卷收佩、填、充耳、玲、琥等器23件,共40件。图录书中仅记明玉器尺寸、形状、玉色,有的还注明藏家。内容虽较简略,但有历史价值。从其介绍文字来看,朱氏均定其为真器,并无赝品,故今天我们仅以著录之图文不便辨证其真伪。
元代伪古玉的制作继宋代之后为满足藏家之需亦不断地琢制,估计亦有一些仍流传至今,但我们尚未发现,今天仍不便言说其具体情况。
元 白玉贯耳盖瓶
元 “春水”玉饰
元代伪古玉从现存传世古玉中不易寻觅,但文献尚可查到有关伪古玉的记载。与宋朝相似,也是有关发现传国玺的辨证。此事杨桓记载于《御史中丞崔或进传国玺笺》,现将此进宝经过略作分析。
进宝的时间:崔或本人特别强调:此传国玺进献时间是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甲午。其实此“二十一”为“三十一”之误,应为三十一年甲午(1294)春正月八日,世祖崩,三十日得国玺。此时,其继承皇位的人选还在激烈竞争之中。至四月,其孙铁穆耳即位,年号元贞,疑其在参与皇位竞争时,“瑞应”起到了重大作用。
传国玺持有人:据笺称,此玺原为拾得持有。拾得是“礼刺氏,国王速浑察之子,太师国王某之孙,任同知通政院事”。即通政院副使,是一出身于没落贵族的高级官吏。他的家境已破落,“家计窟极,其妻脱脱真萦病,一子甫九岁”。妻子生病,儿子幼冲,生活无计,拟将此玉出卖,以其所得维持日常生活。拾得因不识此宝,本无进献之意,仅因维持生计,急于出手,便托阔阔术代为出手。
识宝人阔阔术:此人是引起事件的关键人物。据笺记,“阔阔术,拓跋氏,任御史台通事”,也是一朝廷中之中级官吏。持宝人拾得委托阔阔术出卖玉宝,阔阔术,得以见到此玉,即知其为“玉印”,带回家细看,“色青绿而玄,光彩射人。其方可黍尺四寸,厚及方三之不足,背钮盘螭四压方际,钮尽玺之上取中道一横寂(音款,空也),可径二分,旧贯以韦条。面有篆文八刻画捷径,位置匀通,皆若虫、鸟、鱼、龙之状,别其仿佛,有若‘命’字、若‘寿’字者”。上述文字扼要地描写了阔阔术观察、思考、分析玉印之色泽、质地、尺寸、印形、钮纹及印文等情况。因阔阔术仅能识其篆文八字中的“命”、“寿”二字,不能全释,故其“心益惊骇”,急于求援。于是监察御史杨桓应召辨其文字。
辨玺文人杨桓:据载:“杨桓,字武文,兖州人,幼警悟,博览群籍,精篆籀之学。由儒学教授任监督御史、秘书少监,官至国子监司业以卒。”桓精通甲骨、青铜以及鸟虫文等篆籀之学,足以承担辨识传国玺文。杨桓应诏辨玺文为“命受于天,既寿永昌”,并鉴定此八字为“传国玺文也”,作出肯定的结论。此八字玺文的头二字“命受”与向巨源本、蔡仲平本“受命于天”不同,但也被杨桓肯定。
进献之途径:崔或同詹事王庆瑞等将传国玺越过太子直接进献皇太妃徽仁裕圣皇后,并启:“此古传国玺也,秦以和氏璧所造,厥后有天下者宝之,以君万国,然自前代失之久矣。”
朝廷犒赏:传国玺进献皇太妃徽仁裕圣皇后,“翌日赐收玉之家楮币二千五百贯,或等及进辨宝者三人衣缎各一,表里纹金绮素有差”。赏给收玉之人拾得楮币二千五百贯,也就是文玩市场上古玉的参考价。其他人如崔或、阔阔术、杨桓等三人每人受赏衣缎各一,此赏赐不厚。
百官称贺:百官得知朝廷得宝玺,便进朝祝贺。中书完泽右丞相(即第一副宰相)率集贤、翰林、侍从、诸臣人贺时,皇太妃命取出传国玺遍示群臣,使众人大饱眼福。翰林学士董文用等前启日:“此诚神物,出当其时,若非皇太妃皇太孙圣感,何以臻此!”丞相以下台臣等次第上寿,自是内外称庆,“咸日:天命有归。”虽非正式的庆贺,其规模亦不小,也是十分隆重,热烈非凡。
奉献传国玺的目的:奉献传国玺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皇孙铁穆耳登上宝座制造“天示其瑞应”之舆论,这在崔或联合詹事王庆瑞向皇太妃进奉传国玺时讲得十分清楚。他是这样说的:“今当宫车晚出,请大臣佥议迎请皇太孙成宗龙飞之时不求而见,此乃天示其瑞应也。宜早达于皇太孙行殿以符灵贶。”
上述经过乃文献所载。其实,铁穆耳以皇孙身份登上皇帝宝座绝非传国玺瑞应之力,实由权臣伊实特穆尔(旧名玉昔帖木儿)拥立之功,方有“成宗”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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