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物收藏炽热,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学士富绅,他们之中的博雅好古者凭借政治特权和经济实力购入玉玩、青铜器、书画等古物供其欣赏和收藏。据蔡绦撰《铁围山丛谈》记:“……独国朝来寝乃珍重,始创有刘原文侍读为之偈,而成于欧阳文忠公,又从而和之,则若伯文君谟,东坡数公云耳。”刘原文出守长安库,古器甚丰,自著《先秦古器记》;欧阳修(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又著《集古录》一书,使收藏与著录结合,掀起金石学研究的高潮。当时古玉尚不为人研究著录,直到北宋学者吕大临的出现,这一现状才有所改变。吕大临在宫内兼职监管文物,其编纂的《考古图》十卷,内收青铜器二百十件、玉器十四件,这是古玉见诸文物鉴定和学术研究图录之开端。
关于古玉的考辨,应提到北宋元丰(1078-1085)后文士李公麟的重大贡献。李公麟,字伯时,“实擅画,性希古,则又取平生所得暨其闻睹者作为图状,说其所以,而名之日《考古图》”。他收藏法书、名画,考辨钟鼎古器,还画圭、璧等旧玉,“循名考实,无有差谬”。“顷时段义得玉玺来上,众未能辨,公麟先识之,士论莫不叹服”。李公麟奠定了古玉循名考实的基础。
北宋大观(1107-1110)初,徽宗赵估乃效李公麟《考古图》作《宣和殿博古图》,使皇家收藏大小礼器扩散民间,并带来了古器市场价格的猛涨,由一器数十万涨至“百万不翅者”,遂助长了盗掘古墓的风气,“于是天下墓冢破伐殆尽矣”。“独政和(1111-1117)间为最盛,尚方所贮至六千余数百器遂尽见三代典礼文章”,促使做大晟钟,复古盛朝郊庙礼乐,并将其所藏陈列于崇政殿暨两廊,召百官而宣示。于宣和殿后又建保和殿,左右设有稽古、博古、尚古等诸阁,“咸以贮古玉印玺,诸鼎彝礼器、法书图画尽在”。这些建筑的功能主要是贮藏徽宗所藏文物,不具有展示空间,疑其与博物馆建筑还是有所差距的。
在辨证宋玉之前,我们来爬梳—下古人对宋玉的看法,这里着重介绍明人高濂在《遵生八笺》中留下的评述。高氏对宋玉的总体评价非常客观:—方面他指出了宋玉的变化和优势,另一方面通过对汉、宋玉作比较,也指出宋玉不及汉玉之处。
他对汉、宋玉器的总评价是:
自唐宋以下所制不一……碾法如刻,细入丝发,无隙败矩,工致极矣、尽矣。
言唐宋以下玉器“碾法如刻”,基本符合出土宋玉的砣工,这也是他对宋玉碾工的准确概括;但“细人丝发,无隙败矩,工致极矣、尽矣”的观点,迄今尚不能得到证实。以今天所见宋玉来看,“细入丝发”者尚未见到,“无隙败矩”者确已有之,但很少,如青玉池面人物带板。笔者到了故宫博物院之后也听到“宋玉细”之类的评论,可知“宋玉细”的说法很可能始于明人,有据可查的即高濂所言。紧接着,他又说:
宋工制玉,发古之巧,形后之拙,无奈宋人焉。不特制巧,其取用材料亦多心思不及。
高濂认为宋玉工善于继承发扬古人之工巧,此反衬后代玉工之愚拙,即使明玉工与宋玉工相比,也是无可奈何。此言符合事实。如果我们今天用出土的明玉、尤其是明中叶以后出土的玉器与宋玉相比,其做工之“生拙”,也正为高濂上述评语作了注脚。关于宋工用料的问题,将在下段专门讨论。在此接着看高氏怎样将汉、宋玉器加以比较:
若宋人则刻意模拟,求物象形,徒胜汉人之简,不工汉人之难。
高氏指出宋玉工“刻意模拟,求物象形”,确实说到点子上了。从出土和传世宋玉来看,宋玉工竭尽全力,模拟当时绘画和雕塑两门艺术的造诣和风格,做到“求物象形”,达到形象准确生动。然而宋玉的这一特色,在高氏眼里只不过是胜过汉玉的简洁概括,而不能追求汉玉高超的艺术和技巧。他再进一步说:
所以双钩细碾,书法卧蚕,则迥别矣。汉宋之物,入眼可识。
关键在于汉的“双钩细碾”及“书法卧蚕”(疑其意是指刚卯字体)是宋人无法
做到的,故汉、宋两代玉器迥然有别,一见便可分辨,在鉴定上已非常有把握了。
高濂在推崇宋玉工在利用玉材之妙时云:
其取用材料亦多心思不及。
宋玉工巧用玉材,使明人自叹不如。可知宋工用玉,能充分发挥其质地、色泽之优势,制作出形神毕肖的玉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巧作玉雕。高氏同时列举了六件这类作品:
宋·张仙像:张仙可能是八仙中倒骑毛驴的张果老,然此玉雕仅只张果老一人,身高一尺。此玉雕将“其玉绺处,布为衣褶如画”。玉行中有剜脏藏绺的做工,也就是将玉材中的黑点磨掉,将其原有的绺伤加以掩饰。但此雕像在“藏绺”这一工序中,将其玉材上的绺纹用作衣服的绉褶,使其飘逸流畅,妙如绘画,化腐朽为神奇,这是普通玉工难以做到的。
宋·玄帝像:玄帝即主镇北方的玄武神,往往头作剃顶、披发、蓄须的威武形象。而高濂所见之玄帝像,以一块有点斑的白玉琢成,“取黑处一片为发,且自额起,面与身衣纯白,无一点杂染”,制成一件高六寸的玄帝像。用我们今天的理解,这就是一件比较单纯的黑白两色的俏色玉雕。
宋·子母猫:此器为长九寸的俏色子母猫玉雕。以白玉部分琢母猫,以玳瑁色、纯黑色、黑白杂列及黄色部分碾作六只子猫,负于母身,“取为形体扳附眠抱诸态”。高濂深晓其俏色的根由,即“因玉玷污”,却能“妙用种种佳绝”,令其动态自如、栩栩如生。这是迄今所知最复杂的俏色玉,虽然我们不能见其实物,但从字里行间仍可窥知宋代俏色的多彩和逼真。
宋·墨玉大块:其“全身地子、灵芝俱黑,而双螭腾云卷水,皆白玉,身尾初非勉强扭捏”。此玉黑地白章,宋工以黑地作地子和灵芝,用白章作双螭、腾云及卷水三物,仍属二俏色玉雕。
宋·玛瑙蜩蝉:“黑首黄胸,双翅浑白明亮”,为三色俏作玛瑙器。
宋·缠丝玛瑙弥勒像:以红黄缠丝作袈裟,以黑处作布袋,面、肚、手、足皆白,应是俏色大肚弥勒坐佛。
在高濂所举六例巧作材料中,计有复色玉四件、玛瑙两件。玉有有绺玉、黑斑白玉、花色玉及黑地白章玉等四种;玛瑙有三色及白地红黄缠丝等两种。第一件为遮绺做工,后五件为俏色做工。高濂所见“种种巧用”巧作玉器“大小数百件”之多,而且水平均与上举六例相当。他感叹地说:“近世工匠,何能比方?”这种说法不是褒宋贬明,而是对宋、明两朝巧作玉的公正评价。
近四十年来出土宋玉共有四批,分别是:江西上饶南宋墓出土的人物玉带板;安徽休宁朱唏颜墓出土的玉器皿;北京市房山县金代石椁墓出土的北宋玉佩;浙江衢州南宋史绳祖墓出土的玉文具。这些都
北宋 青玉池面人物带板
汉宋之物,入眼可识。
关键在于汉的“双钩细碾”及“书法卧蚕”(疑其意是指刚卯字体)是宋人无法做到的,故汉、宋两代玉器迥然有别,一见便可分辨,在鉴定上已非常有把握了。
高濂在推崇宋玉工在利用玉材之妙时云:其取用材料亦多心思不及。
宋玉工巧用玉材,使明人自叹不如。可知宋工用玉,能充分发挥其质地、色泽之优势,制作出形神毕肖的玉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巧作玉雕。高氏同时列举了六件这类作品:
宋·张仙像:张仙可能是八仙中倒骑毛驴的张果老,然此玉雕仅只张果老一人,身高一尺。此玉雕将“其玉绺处,布为衣褶如画”。玉行中有剜脏藏绺的做工,也就是将玉材中的黑点磨掉,将其原有的绺伤加以掩饰。但此雕像在“藏绺”这一工序中,将其玉材上的绺纹用作衣服的绉褶,使其飘逸流畅,妙如绘画,化腐朽为神奇,这是普通玉工难以做到的。
宋·玄帝像:玄帝即主镇北方的玄武神,往往头作剃顶、披发、蓄须的威武形象。而高濂所见之玄帝像,以一块有点斑的白玉琢成,“取黑处一片为发,且自额起,面与身衣纯白,无一点杂染”,制成一件高六寸的玄帝像。用我们今天的理解,这就是一件比较单纯的黑白两色的俏色玉雕。
宋·子母猫:此器为长九寸的俏色子母猫玉雕。以白玉部分琢母猫,以玳瑁色、纯黑色、黑白杂列及黄色部分碾作六只子猫,负于母身,“取为形体扳附眠抱诸态”。高濂深晓其俏色的根由,即“因玉玷污”,却能“妙用种种佳绝”,令其动态自如、栩栩如生。这是迄今所知最复杂的俏色玉,虽然我们不能见其实物,但从字里行间仍可窥知宋代俏色的多彩和逼真。
宋·墨玉大块:其“全身地子、灵芝俱黑,而双螭腾云卷水,皆白玉,身尾初非勉强扭捏”。此玉黑地白章,宋工以黑地作地子和灵芝,用白章作双螭、腾云及卷水三物,仍属二俏色玉雕。
宋·玛瑙蜩蝉:“黑首黄胸,双翅浑白明亮”,为三色俏作玛瑙器。
宋·缠丝玛瑙弥勒像:以红黄缠丝作袈裟,以黑处作布袋,面、肚、手、足皆白,
应是俏色大肚弥勒坐佛。
近四十年来出土宋玉共有四批,分别是:江西上饶南宋墓出土的人物玉带板;安徽休宁朱唏颜墓出土的玉器皿;北京市房山县金代石椁墓出土的北宋玉佩;浙江衢州南宋史绳祖墓出土的玉文具。这些都具有鉴定标准器的科学价值。过去,传世玉器中的所谓“宋玉”是杂乱无章或自相矛盾的,经过整理、参酌文献记载和标准器,鉴定出一批宋代古玉,其中有些工艺远在出土玉器一般水平之上,所以对传世宋玉不能低估。迄今已发现的玉器计有朝廷用玉、佩饰、首饰、器皿、文具以及肖生玉雕等六大类,这对我们研究宋代伪古玉具有借鉴价值。
清人吴大潋认为伪古玉的制造始于唐、宋。唐代伪古玉已在上面提到,实际上查无实据,从文献、实物两个方面均难掌握线索和证据。然宋代虽在实物方面尚难找到证据,但文献记载却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线索。迄今所知的有关古玉辨伪的记录,首推北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发生的关于段义献传国玺一案。
关于传国玺得失的沿革,元代崔或、明代王佐等已有论述。北魏杨街之撰《洛阳伽蓝记》中日:“……秦以前以金银方寸玺。秦始皇得楚和氏璧,乃以玉为之,螭兽钮,在六玺之外。李斯书之,其文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秦王子婴以献于汉高帝,谓之传国玺。”此玺由秦传至汉,曾经数次得失,失而复得,得后再失。传至后唐末帝李从珂时,清泰三年(936),石敬瑭举兵人洛阳,李从珂携玺登玄楼自焚死,自是玺不知所向。此传国玺传承过程十分曲折:大约自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算起,至清泰三年(936),共传承约1157年,后不知去向。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复得玺于咸阳;再经29年至靖康二年(1127),此玺没于金人之手。故从南宋建炎元年(1127)到元初至元三十年(1293),此间约166年均无传国玺。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得传国玺,至正二十八年(1368)顺帝北逃携至漠北后,又下落不明。
宋代出土传国玺是封建王朝的传国祥瑞,皇帝自然要亲自出面,命相关大臣主持辨证、作出结论、拟出奏折,呈皇帝裁决。
下面我们来看《宋史·志第一O七》中关于此事的记载:
绍圣三年,成阳县民段义得古玉印,自言于河南乡刘银村修舍,掘地得之,有光照室。四年,上之,诏礼部、御史台以下参验。元符元年三月,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及讲议官十三员奏:按所献玉玺,色绿如蓝,温润而泽,其文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螭钮五盘,钮间有小窍,用以贯组……篆文工作,皆非近世所为。
臣等以历代正史考之,玺之文日“皇帝寿昌”者,晋玺也;日“受命于天”者,后魏玺也……则“既寿永昌”者,秦玺可知。今得玺于成阳,其玉乃蓝田之色,其篆与李斯小篆体合。饰以龙凤鸟鱼,乃虫书乌迹之法,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非汉以后所作明矣。
《宋史·列传第二百三·文苑六》中李公麟传可补此事,其传云:
绍圣末,朝廷得玉玺,下礼官诸儒议,言人人殊。公麟日:“秦玺用蓝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龙蚓鸟鱼为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质甚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雕法中绝,此真秦李斯所为不疑。”议由是定。
可知此玺之辨证,由李公麟排斥众议,拍板而定。现将蔡京及讲议官十三员奏言与李公麟的辨证细节分析如下:
玉材:“色绿如蓝,温润而泽……其玉乃蓝田之色”(蔡京等奏)
“秦玺用蓝田玉,今玉色正青……玉质甚坚”(李公麟日)
铭文:“其文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蔡京等奏)
“著帝王受命之符”(李公麟日)
篆体:“其篆与李斯小篆体合。饰以龙凤鸟鱼,乃虫书鸟迹之法,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蔡京等奏)
背钮:“其背螭钮五盘,钮间有小窍,用以贯组”(蔡京等奏)
雕法:“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雕法中绝”(李公麟日)
结论:“篆文工作,皆非近世所为……非汉以后所作明矣。”(蔡京等奏)
“‘此真秦李斯所为不疑。’议由是定。”(李公麟日)
两家的共同点是:玉材是蓝田玉,文为篆体鸟虫书。其结语小有出入:蔡京等十三人主张此玺“非汉以后所作明矣”;而李公麟更为肯定:“此真秦李斯所为不疑”,皆以为真传国玺。
哲宗闻言大喜,命日“天授传国受命宝”,于是于五月朔受宝于大庆殿,六月改元元符(1098)。
今天我们不能见到该玺,故无法亲自考证。但从秦传国玺流传情况判断,自传国玺在李从珂焚死后不知所踪,那么160年后该玺是如何又突然在咸阳出现?又如何钻到段义宅基地?还有一点令人生疑的重要之处是:秦传国玺是始皇帝用楚和氏璧琢成,而和氏璧出于荆山之璞。这一典故,李公麟、蔡京等鸿儒必知之。然段义所进传国玺经鉴别为蓝田玉,玉材不同,何以辨为真?实在令人费解。难道是李、蔡二人为了媚上,说了违心的话?
蓝田位于咸阳之东南,直线距离不足百公里。蓝田产玉“色绿如蓝”,与此玺玉色相同。由此我们可否怀疑,此玺是取自蓝田碧玉,琢鸟虫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铭,于咸阳或长安雕琢,由段义献出。此判断的其他根据是:宋虽无关于伪古玉的记载,但确已有仿古玉器的存在,如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记载于聚星园桌上就有一只白玉碾花商尊。
文献中对段义所进传国玺并非秦传国玺是甚明确的,据《新增格古要论·杂考上·玉玺考》,王佐比较了向巨源、蔡仲平、毕景儒本的传国玺铭文摹本后,明确地指出:“大小有异,因荆玉刻之。”李、蔡的结论虽然不妥,但对我们来说,却无关宏旨。通过此事,我们能了解并借鉴到宋儒辨伪的基本方法,这比了解传国玺的真假更有意义。
除上述传国玺之仿制伪玺之外,宋代还发生了对皇家收藏元圭、“天正尧瑞”铭绿色石、大白玉璧、赤玉璧等真伪未辨的古瑞玉的考证。据《铁围山丛谈》记载:
元圭者,古镇圭也,温润异常,又其色内赤外黑,非世所有,固无足疑。
元圭即出,时晋阳上一石,有字日“尧天正”。石绿色,方可三尺余,字当中,咸大如掌。
政和初,内中降出大白玉璧一、赤玉璧一,俾蔡公考验。白璧大盈尺,镂文甚美,而璧羡外复起飞云行龙焉。赤玉器,则长几二尺,两首如棹刀头,中间为古文,殊极精巧,玉色则异甚,诚鸡冠之不足拟也。
其后于延福宫又得见一赤刀,同禹所锡元圭、汉轵道所得传国玺,唐太宗之受命玺暨诸器列于殿中,为盛世之美瑞。
上述“天正尧瑞”铭绿色石的真伪在书中已得到解决。书中记载道:此石经加磨,又见“尧”字下一“瑞”字,其画独浅,未与三者配,但文“天正尧瑞”。“于是内外咸喜,谓:‘晋阳,尧都,方元圭出,适有此瑞,信天意也。’”这是内廷的鉴定结论。但是作者指出:从“其画端楷,政若人以手指画之者”,与尧尚无文字的时代不符,疑其为后世之作,当为赝品。
接着我们来看书中对元圭之考证。元圭持有者丁晋公流落出常卖担上,士人王敏文以千七百金买得,送给太监谭稹,太监谭稹又呈上。政和二年(1112),徽宗将此元圭下交蔡京,蔡京因机务繁忙,又下交徐若谷。徐若谷对蔡绦日:“元圭之制何可考?”蔡绦与徐若谷均无玉器知识,他们只有一个办法:考查文献。
一日,他们两人读《礼记》,见《王制》言“王执镇圭”,释谓“旁刻十二山”,于是徐若谷取出玉圭验证,果有十二山;“因试以义推之,则罔不合”;又取出太常历代尺度石刻验核,“则又合矣”。三点相合,则辨证工作告罄,具奏皇上。但他们居然忽略一窍(孔),故被礼官嘲讽,两人“甚愧弗思”。这就是说,此元圭共有核山纹、以义推、用古尺量度相合以及组孔等四点相合,确认为真器。这种以文献对证实物的方法即所谓“循名考实”。我们不便说此法在一般情况下容易失误,只是认为此法对实物观察上往往不能全面,正如书中蔡绦与徐若谷连元圭上的一穿都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误认为“岂非后人不知而穿之作响板耶”。他们根本不知“天子圭中必铎,谓以组约其中央备先坠者”。看来文人学者对文献、实物不能作全面理解时还是不要轻易下结论为宜。
他们之中,包括蔡绦、徐若谷以及礼官都忽略了_一个沁色问题,“其色内赤外黑,非世所有,固无定疑”,百分之百地相信赤黑沁为真沁。当然,我们不敢说此赤黑沁是人工伪沁,但上述元圭之色和红如鸡冠的颜色(沁?)在出土古玉中甚难见到,而传世伪古中则比比皆是,这不能不令我们想起清代古玉藏家所谓之红如鸡冠之“血沁”和黑如醇漆的“黑漆古”等藏家梦寐以求的美沁。事实上,既使有四点相符,在辨伪上也不能起到关键作用。
下面是关于大白玉璧之考证,书中记载:经诸儒鉴定,谓“璧羡云龙者,乃周公植璧之璧也”。然而此盈尺白玉璧却镌隐起飞云行龙纹,这种纹饰正符合唐代做工,其年代亦不应早过唐代,距西周周公相距甚远,足有近两千年之久。可见宋朝内廷诸儒对器物知识之贫乏,或不讲真话,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
赤玉器则“长几二尺,两首如棹刀头,中间为古文,殊极精巧,玉色则异甚,诚鸡冠之不足拟也”。诸儒谓“赤玉器则《顾命》所谓陈宝赤刀之宝也”,蔡绦则认定:“赤刀宝,制作非常,三代之器无疑,玉色又如此,为稀世之珍,谓之赤刀,若得之焉。”从中可见蔡绦与诸儒在辨证考验古玉时所持证据与结论之异同,可知对古瑞玉之考验确有仁智之别。
至于内廷收藏延福宫赤刀、汉轵道所得传国玺、唐太宗之受命玺等,均为内廷旧藏,其来路难察,不得悉知。
关于宋代伪古玉的流传情况,无论从文献与实物,还是正史和笔记,均所知甚少,仅可就宫廷收藏略知一二。至于社会上收藏家的信息也是挂一漏万,不得其详。从实物角度来观察,目前仍未掌握宋伪古玉之实例,亦无法与文献记载对应观察和研究,正如刘大同所言:“所谓宋仿苏烧,今已不多,因被外人购去故也。”想必目前正处于即使宋代老提油摆在你面前也无法识别的窘境。
与两宋大体同时,在东北、西北暨西南等边疆地区先后出现了辽、金、西夏、南诏大理、吐蕃以及西域绿洲等地方民族政权。我们对辽、金玉文化尚有了解,但对其仿古玉的情况不明,至于西夏、南诏大理、吐蕃和绿洲诸政权的玉文化则泛无所知,暂付阙如。
南宋 青玉兽面纹卣
北宋 玉佩
南宋 青玉笔山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蔡仲平本)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向巨源本)
“受命于天,皇帝寿昌”(毕景儒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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