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古玉鉴赏家高濂对汉、宋玉器艺术研究颇有心得,见解亦甚精到。
高濂,字深甫,别号瑞南道人,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卒年不详,大约明万历初年尚在世。高氏少婴赢疾,后苦赜眼,有“忧生之嗟”,故又“癖善谈医”,明著名戏曲家屠隆称其“家世藏书,博学宏通,鉴裁玄朗”。高氏为明诗人、戏曲家,工乐府,“雅好古”,是一精明的鉴赏家和收藏家,著有南曲《玉簪记》、《节孝记》及诗文集《雅尚斋诗草》,《遵生八笺》为其杂著。
《遵生八笺》是高氏一生向疾病抗争的延年之术、却病之方,“其内容之全面、资料之丰富、知识之广博、议论之详审,在同类著述中实为罕见”。全书共十九卷,五十余万字,分为八章(笺),“燕闲清赏”是第五章,将赏鉴清玩作为养生的一个重要手段来论述。该笺记录了他闲时鉴赏钟鼎卣彝、书画法帖、窑玉古玩、文房器具的心得体会及“真知确见”,并辨证器物之是非。其“论古玉器”文字不长,约一千四百余字,但内容十分丰富,分别论述玉材、玉器品种、汉宋古玉、吴中伪玉及水石等若干细节,是我们研究明代伪古玉极为重要而宝贵的依据。现将有关内容略作介绍,以供参考。
玉材似多
今时玉材较古似多。西域近出大块劈爿玉料,谓之山材,从山石中锤击取用,原非于阗昆冈西流砂水中天生玉子。色白质干,内多绺裂,俗名江鱼绺也。
“从山石中锤击取用”,如今用特别爆破法取玉,似与明取玉法不同,此仅作参考。
“原非于阗昆冈西流砂水中天生玉子”:和田玉出于东西连亘长达一千一百公里的昆仑山北坡上,原生矿分布多处,均在雪线或其上,终年冰封,取玉之难可想而知。由于自然风化解体,玉矿暴露部分与原生矿脱离,因水力冲击流到山坡或河滩,采集者称前者为“山流水”,后者为“水玉”或“子玉”。出产水玉的主要地点是今和田白玉河(玉龙喀什河)及墨玉河(喀拉喀什河)。疑高氏所谓“天生玉子”即指此两条河中的“子玉”。高氏认为和田子玉为“天生玉子”,与今人认识有别,可供参考。
“江鱼绺”是山玉中的一种,即“色白质干、内多绺裂”,不便雕琢,难以成器的劣质山玉。其实山料不仅是“江鱼绺”,当今新疆西昆仑所出山料,优质料较少,大多是可用的二三等料,堪制各种玉器。“江鱼绺”均弃于洞口附近,并不进入市场。
玉色贵贱及玉之等次
高子日:玉以甘黄为上,羊脂次之。以黄为中色,且不易得,以白为偏色,时亦有之故耳。今人贱黄而贵白,以见少也。然甘黄如蒸栗色佳,焦黄为下,甘青色如新柳,今亦无之。
碧玉色如菠菜,深绿为佳。有细墨洒点、有淡白间杂者次之。
墨玉如漆者佳,西蜀有石类之。
红玉色如鸡冠者可贵。三玉世不多见,都中亦宝重之。
绿玉类碧色,少深,翠中有饭糁者佳。外此七种,皆不足取矣。
高濂品评玉色等次,似取东、西、南、北、中五方说为准则。中为五方之中,即地,地为黄色,即中色,故重黄。中之两侧为偏,西方为右偏,又以白色为标,故称白色为偏色而轻之。再斟酌以产量多少、“不易得”及“时亦有之”为参考,主张崇尚“甘黄为上,羊脂次之”,这在我国玉色品评上是少见的。他所指的“甘黄”就如“蒸栗色”玉,以此色为佳,焦黄为下,并指出了“今人贱黄而贵白”的时尚,是“见少”之故。但从我国玉色褒贬的总情况来看,还是以贵白为其主要倾向,而贵黄玉的看法是高濂个人的五方说及其偏爱所致。在高濂心目中,玉色的排列应是甘黄、羊脂白、甘青、碧、墨、红、绿等七种色玉,除了这七种玉之外的其他色玉“皆不足取矣”。高濂所提的上述七种玉料,除了红玉之外,均可在当今和田玉中找到标本。
玉器品种
上古用玉珍重,似不敢亵。
他所指上古,包括三皇五帝至两汉,起自石器时代,跨过青铜时代,以迄铁器时代,时间跨度长达八千年之久。
高氏列举圭、璧、黄琮、璋、琥、璜等礼器;璁、珩、双璜、冲牙等佩饰;璋、秘、鹿卢等剑饰;指南人、蚩托、轴辂饰诸具、弁星蚩牛环、螳螂钩、辘轳环、螭琉、蟠螭环、商头钩、双螭钩、玉套管、璩环、带钩、拱璧等王侯舆服之饰;琉珥杂佩、步摇、笄珈、琼华躁玉等后宫嫔妃之饰;还有玉玲、玉琪等殓尸玉。上述数十种玉器的定名、功能及分类因无图形可供对照,故很难与出土的古玉对应比较,不便于进一步地开展研究工作,是否准确,不必苛求。高濂又说:
又如以玉作六瑞、宝玺、冈卯、明挡、玉鱼、玉碗、卮、医、带围、弁饰、玉辟邪、图书等物,何重如之?
从宝玺、冈卯、卮、匡等器型判断,应为汉代之物,已无上古之珍重,故云“何重如之”。
后此失古用玉意矣,自唐宋以下,所制不一,如管、笛、凤钗、乳络、龟、鱼、帐坠、哇哇、树石、炉顶、帽顶、提携、袋挂、压口方圆细花带板、灯板、人物、神像、炉、瓶、钩、钮、文具、器皿、杖头、杯盂、扇坠、梳背、王冠、簪珥、绦环、刀把、猿、马、牛、羊、犬、猫、花朵种种玩物。
上述玉器型饰,都是唐宋以下几个王朝的玉器,与今天传世玉器吻合。其中帽顶为元代玉器,当然也不排除含有明初的玉器。
高氏古玉分期,在当时的条件下分上古(三代以前至汉)和唐宋以下至明初两大段,这可能是他从观赏古玉中得来的认识,以今天的考古发掘出土玉器衡量,两大段落的划分及其器形也是基本符合实际的,仍有参考价值。
古玉沁色
高氏是鉴赏家、收藏家,一生过手的古玉难以胜数。他以为古玉中:
存遗传世者少,出土者多……古之玉物,上有血侵,色红如血;有黑锈如漆,做法典雅,摩弄圆滑,谓之‘尸古’;如玉物上蔽黄土,笼罩浮翳,坚不可破,谓之‘土古’。
他还列举了半裹青绿的玉块和周身青绿的定窑二瓶,以说明“此必墓中与铜器
相杂,沾染铜色乃耳。”
可见高氏深知出土玉器在墓葬中受染,有色如红血的“血侵”(亦名“尸侵”),还有黑锈如漆、做法典雅、摩弄圆滑的“尸古”及“玉物上蔽黄土、笼罩浮翳、坚不可破的‘土古’(亦称‘土锈’)”。上述三种锈侵代表了晚明玉器收藏家对古玉沁色的看法,与明初《新增格古要论》之沁在名目上、解释上均有进展,但还是比后来的清人有关沁色的品种数量的记载要少得多。说明此时藏玉者对古玉沁色的认识还处于朴实而不夸张的早期阶段,并未深入厂肆观看或询问,停留在耳闻目睹的水平。
伪古玉的制造地点与方法
高濂确知明代制造伪古玉的地点及其加工方法,这对我们研究明代伪古提供了可靠的资料,现将原文摘录如下:
近日,吴中工巧,模拟汉宋螭殃钩环,用苍黄、杂色、边皮、葱玉或带淡墨色玉,如式琢成,伪乱古制,每得高值。
上述短短的四十一个字,便勾勒出明
宋 白玉发冠
元 青玉桃形洗
宋 青玉人
金 青玉婴戏
宋 白玉镂空竹芝蟠龙佩
唐 青玉花鸟纹钗
宋 白玉螭虎穿花绦环
代伪古玉的制作地点、器形、玉材、方法及目的。
“近日”:前面介绍高氏于万历初年尚在世,而此“近日”应不晚于万历初年,或定在嘉靖时期较为妥当,即1522年至1566年。
“吴中工巧”:吴中即吴县,今苏州。苏州专诸巷系明代玉作集中地,至清代益隆。“工巧”即玉工技艺精湛。
“模拟汉宋螭块钩环”:螭是龙九子之一,汉代螭纹为虎首,有长角,兽身,长尾,故称螭虎;因其穿云驾霭,盘屈缭绕,亦称蟠螭。帝后印均有蟠螭为钮,似唐宋年间之龙,已成为皇家专用图案,所以汉代帝王玉多有蟠螭纹,以螭饰的王央、钩、环便成为明玉工的模拟对象。螭虎纹沿用至清代,宋玉偶亦可见。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明代所制伪古玉是以汉、宋两代的螭纹装饰的块、钩、环三种玉器为主。
“用苍黄、杂色、边皮、葱玉或带淡墨色玉”:苍黄色玉即青色玉肌中泛出淡淡的黄色的玉材。杂色玉与白、青、黄、碧、绿、墨等色玉不同,它是由两三种甚至四五种颜色相混杂的玉材。边皮包括边角下脚料、玉之表皮、围岩及玉表面风化蚀变的材料。葱玉即葱白色、透明度不佳、质地较干的劣质玉。带淡墨色玉即玉内含黑点(碳素),分布不匀或数量不多的青玉,颇有旧玉的味道。上述五种可供制作伪古玉的玉料都是劣质玉,价格低廉,不便碾琢时作玉。从现存明伪古玉来看,所用玉材实不限于上述五种,凡是带有旧玉味的劣质玉材都可用来制作伪古玉。
“如式琢成”:上述“模拟汉宋螭块钩环”是“如式琢成”的一种方式。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按图碾琢,如从《三礼图》、《考古图》、《古玉图谱》等刊有古玉图的书中取样,亦可如式琢成。
“伪乱古制,每得高值”:如式琢成伪古玉,使古玩市场上的古玉真伪混杂、难分难解、扰乱视听、以假充真。古玩商将伪古玉高价出手,获得高额利润,大发横财。“伪乱古制,每得高值”就是制造伪古玉者的最终目的,不仅明代如此,现代也是如此。
钩碾不可仿
高氏讲完明代伪古玉的情况之后进一步指出:
孰知今人所不能者,双钩之法,形似稍可伪真,钩碾何法拟古?识者过目自别,奚以伪为?
他告诫人们要注意观察,形制上相似往往稍可伪真,容易混淆收藏家视听。但唯有“双钩之法”,明人所不能为。何为“双钩”?原用于以法书摹刻石上,沿其笔墨痕迹,两边用细线勾出,使浓淡肥瘦不失其真日双钩。高濂移用到碾玉工艺上,也就是指明玉工在仿汉玉的阴线勾勒时之无能。“钩碾”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用何种钩碾之法也是不可拟古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正如书画伪作往往可以做到“形似稍可伪真”,但笔法是不可仿的,有的书画鉴定家称其为“笔性”,而笔性因人而异,别人也是无法学到手的。
能够识别钩碾法之不同者,也只有多年研究美术史或玩赏鉴定文物、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专家,也就是“识者”,他们才能
“过目自别”。
高濂以为苏州玉工伪造土锈尸侵似是十分困难,甚至几乎是做不到的,因而他在记述苏州玉工所制伪古玉时,未提烧古和染玉,其实那时苏州玉工早已用人工烧造伪沁之法,并已积累了丰富经验,但住在杭州的高氏尚不知晓(?),所以不讲伪沁问题。
明代伪古所用玉材已如上述,除了用劣质玉作伪古玉之外,还有以石混充作“玉”料制伪器的,如:
有种水石,美者白能胜玉,内有饭糁点子,可以乱真。
这种“水石”产于何地?属于何种矿物?有何专名?高氏均未提及。其美者色白,能胜过玉石,可冒充白玉,内有白米饭粒状的小点子,似玉之白脑,“可以乱真”。从《新增格古要论》可知此种水石出自茅山,亦即“茅山石”。
又如宝定石、茅山石、阶州石、巴璞、嘉璞、宣化璞、忠州石、莱州石、阿不公石、梳妆楼肖予石,俱能混玉。
宝定石:疑其为保定石,可能是今曲阳大理石(亦称“汉白玉”)。除梳妆楼肖子石,上述其他八种均为该地的似玉之美石,不可详考。梳妆楼肖子石:即是用石料粉烧造的人工玉,称为“肖子石”,即曹昭所讲的“硝子”,是假水晶,有暗青色、黄青色和白色。肖子石不适于在大作坊烧造,多在城市内的梳妆楼(即金银首饰楼)加工烧造,小批生产。
各地美石、璞及肖子石均可混充玉材制作伪古玉。由此可知,明末伪古玉的用料,除了劣质和田玉之外,尚有美石、璞和仿玉玻璃。
通过对上述《新增格古要论》、《遵生八笺》这两书中有关玉器鉴定与辨伪的分析研究来看,有明一代,自曹昭到高濂,其辨伪侧重点由玉材(石类玉、混玉之石、罐子玉)扩展到器形,并进而抓住“钩碾”这一关键,揭示了“钩碾何法拟古”的作伪薄弱环节,指出汉宋玉器的“双钩”、“卧蚕”、“求物象形”均是无法仿制的。此时收藏家已甚重沁色,又认为“土锈尸侵似难伪造”,他们尚不详知作伪沁的伎俩,故不将沁色作为辨伪的一个方面。这就是明末杭州收藏家古玉辨伪的基本情况,了解这些情况,对我们整理研究明代传世古玉也是大有裨益的。
传世的明代伪古玉器,除了上述伪陆子刚款玉器之外,遗存尚丰,故宫博物院收藏亦较多。今从故宫遗珍中甄别的明仿古玉略作介绍,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明伪古的情况,可作明代玉器辨伪的重要参考器,现举例如下:
玉缠枝花卉纹碗刊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中)》(187)
此碗原定明初,从玉质、器形、花纹及其工艺来看,均无明前期的任何迹象。原材为石性较大的劣质玉,镌刻牡丹、菊花等四季花卉纹。从其简化以及做工粗简等现象来判断,不应在明初而应是晚明嘉万年间所制。此玉碗表面上橘皮黄色的沁色,应是用血竭之类染色剂经烧烤而成。因而此碗可作为明晚期橘皮黄色人工沁的例证。
玉镂雕螭纹杯刊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中)》(191)
此杯直口、深腹,杯外以二镂空蟠螭作耳,另一蟠螭浮于器表。隐起状的蟠螭通身呈浅赭红色,如果其为皮壳色则不致通身沁满浅赭红色显得侵入太深,不见有此种先例,疑其仍为人工沁色。此杯年代原定为明代,当然是对的,但是明代共277年,持续时间较长,不可能只有一种风格或同一模式持续发展而无变化。我们从现存发掘出土或可信的传世明玉可以看出,明玉已经历了早、中、晚三个时期,而此杯正处于中期,也就是成化(1465-1487)至嘉靖中期(1544)的制品。其细身蟠螭本为元螭的特点,然此杯上的蟠螭身虽细,但不见有蟠屈有力的姿态,尤乏神韵,可知其距元代蟠螭已甚远矣。此杯人工沁可作明中期伪古的先例。
青玉紫沁狗长14厘米宽5厘米高6厘米故宫博物院藏刊于《中国玉器全集.5.隋唐一明》(二四六)
此玉犬作伏卧状,定为明中期,身染红、黑种沁,红沁在黑沁之上。明清两收藏家将黑色沁称为“水银沁”。红沁中最受青睐的是“鸡血沁”,即受尸血浸染呈色,也就是红如鸡血之意,亦称“枣皮红”。此犬上红沁还达不到血沁的水平。至于说紫沁,清人称紫沁有两种,即棕皮紫和茄皮紫,而此犬“紫沁”该当哪一种紫沁,实难定夺。红、黑二沁有着叠压关系说明已有先后关系。这种上下关系很有可能表现其烧染的先后,是染色工艺程序的遗痕。
青玉角端香薰刊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中)》(187);《中国玉器全集.5.隋唐一明》(二四七)
此角端取狮形,其功能为香薰。角端之名流传有序,凡于帝王宝座或陈设中所用之狮形香薰一律称之为角端。角端为瑞兽,《宋书·符瑞志》云:“角端者,日行万八千里,又晓四裔之语,圣主在位,明达外方悠远之事,则捧书而至。”它是歌颂君主圣明之瑞兽,故在明清内廷陈设中多用之,亦可视其为朝廷用玉之一种。此角端全身之大部均涂染浅栗皮色作沁以冒充古物,但其形饰均系明代仿古,一眼即可识破,绝无古色,亦乏古香之韵致。
青玉麒麟刊于《中国玉器全集.5.隋唐一明》(三一三)
此青玉麒麟虎首双角、大片鳞、四足粗短、姿势呆板,此等形貌、动态、做工均符合明晚期造型变化奇诡、做工粗简的特点,与其粗俗狂放的时代风格相符,应属晚明商品玉器,为富贵人家的摆设。角尖与胴体的红点均为人工染色,是一种点彩人工沁。所以此玉麒麟为陈设玉器,并非古玩,但也采用烧烤人工沁的方法加以点缀,使其瑞兽散发出古色古香的韵味。可见晚明玉坛仿古思潮的浓郁和强烈。这种铁红斑点正与明末清初人谷应泰所撰《博物要览》中所记“以药薰烧斑点,作血浸、尸古之状,每用乱真,以得高值”基本相符。
深绿色玉三螭饰椭圆系璧器:长5.7厘米宽4.6Jg9.米厚1.4厘米孔:长2.32厘米宽1.04厘米金齿收藏
原名“水银浸透白质三螭椭圆形系璧”。所谓“水银浸透白质”即透过黑色沁而显现出白色玉质。经仔细观察,此器“水银沁”应是近黑色的深绿色,浓的呈黑色,稍浅的便可辨出是墨绿色,再薄处便透出“白质”,这是玉色浓淡不匀造成的。这种玉料在清内廷玉器中颇为多见,也就是常说的粗看是黑玉、细看是黑中透绿的一种墨绿色玉。经细察并未发现有水银沁,故疑此器“水银浸透白质”的玉料应是布色不匀的墨绿玉。
器形为椭圆形,中间有一扁方圆端之孔,这种器形亦属罕见。一面围绕孔周碾琢隐起三螭,动态蟠蜿,似明螭,有的腿部已被切掉,不甚完整:另一面在孔周阴勾四兽面纹,鼻头以下部分亦被切割无存,可知此器周围被切割成为椭圆形,中间的图案已被挖成孔,是用残玉修整碾做的,亦即“改造之古玉”,或称“旧玉改造”(刘大同语)。所侥幸者,此“旧玉改造”只切除残伤、挖孔,并无新琢痕迹。
此旧玉应原造于明代,何时又改造实难判明,或为晚清玉肆在古玉供不应求时便将残损旧玉稍加修整,中心做孔而充为古玉,后为金齿收藏。仅此略备一说,留待方家研究。
上述明代人工沁色基本上是与器同时或器早沁迟的两种情况,与器同时的大致都是明器明沁,可以了解明人对器与沁的看法:器早沁迟是指明器清烤。辨伪时要注意这两种情况的并存。
青玉黑斑沁蒲谷纹格长4.8厘米宽3.4厘米厚0.25厘米金齿收藏
原名“秋葵质水银雄黄浸琥”。从此格无沁部分可以了解其玉料不是秋葵色玉,而是和田青玉。一面有十字形绺裂,似老料,光泽较强,玉质不甚好。格形较古拙,似钝角三角形与扁方形组合,底作扁方缺口,中间有槽,可容剑身。这种纯几何体的机械式组合的剑格在出土的汉代玉格中找不到先例。通身作蒲谷纹,谷纹不磨圆,蒲地未磨平,做工甚粗,亦不合汉代玉剑格装饰的规律。总之,其形饰并非汉物是可以肯定的。
在其边部有一片黑色斑,深处似黑漆,浅处很像墨色,原定名的水银浸即指这一片黑色沁而言。黑色沁上还有一层似有若无的朱砂色层,在边上的人工伤绺仍留下较浓重的朱砂痕,所谓“水银雄黄浸”疑其即指黑斑及其上的淡淡的朱砂色而言。陈性《玉纪》中无雄黄沁,只记有松香沁,较坩黄(色如蒸栗)更深,“复原时酷似蜜蜡,谓之老坩黄。刘大同说法与上同,均无“雄黄沁”之说,金齿所定“水银雄黄沁”不知引自何文。此器上的黑色斑在出土玉器中亦有所见,如1972年陕西省蒲城县贾西乡西汉墓的青玉卧牛、1984年江苏省扬州甘泉老虎墩东汉墓出土的玉剑首、1 986年山东青州市马家冢东汉墓出土的白玉“宜子孙”谷纹璧等三件汉玉。其黑色斑有两种情况:青玉卧牛身上的整片黑斑是玉生成过程的碳素致色;另两件是殉玉,其黑斑形成于墓内,即收藏家所称的“水银沁”。
此人工“水银沁”应为明代所造,其制造地点也可能仍是苏州。
综合明人文献和现存明玉器物,可以了解明代作伪有两个重要环节:其一,是用劣质玉、类玉石以及玻璃等制作伪器,这种作伪古玉传统并非明玉工的发明,可能也是传之宋元,只不过明人特别强调了这一方面;其二,是染人工色,使用得也较普遍,据观察多用红、褐、黄以及黑色,也就是明人称为血沁、尸古等红、黄色沁以及水银沁。
西汉 青玉卧牛
东汉 白玉“宜子孙”谷纹璧
东汉 玉剑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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