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刻有款识或御制诗的仿古玉之外,还有大量的无款、无诗的仿古玉、伪古玉,今遴选其中三十件,作为辨伪之参考,提供某些方面的佐证,以提高我们的古玉辨伪能力。
琥珀色沁“牧侯”铭凤佩刊于《古玉精萃》、《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上)》(64)“玉刻铭鸟形佩·殷商”
原名“玉鸟·商”,通身施琥珀色沁,其色极薄处微透白色,可能原为白玉。乌作昂首曲身状,形似璜。勾喙立冠,上下各有一穿,可系佩。颈胸出四牙饰,肢截齐,长尾下端亦截齐。喙、目及羽毛均用双钩拟阳线。此双钩拟阳线工艺较为复杂,在妇好墓玉器中尚少见类似者,如侧身玉人头部、鹦鹉等局部纹饰做工。此器先将细部图案线条用并行双线勾出,沿线外侧斜减磨圆,线条的双侧也磨圆,断面如“亡”状,较殷王室玉器中普遍应用的拟阳线更显工细而圆润,浮起的特征更为鲜明,做工纤弱,缺乏阳刚之气。冠两侧各镌一“磊”、“斤”字,释为“牧”、“侯”,结体松散,字划细弱。
此凤佩1 960年故宫博物院定为珍品甲级,近年又经多次查看,发现此玉赭色沁内含酱色小点,喙部还有局部的栗皮色沁。令人置疑的是所有阴线道和“牧”、“侯”二铭的阴线道及冠顶之划伤均与身部赭色沁色相同,所不同的就是因阴线道不能作抛光处理,不能像器表面那样抛光后产生光泽,显得稍暗一些。这些情况说明,此器刻成图案、铭文后经抛光又烧染了人工沁色。这种人工沁色是苏州玉工以“琥珀滋涂而渍”之法经煨烤而成的。
沁是人工伪造的已不容置疑,而其器本身之真伪问题亦颇值得思考。从上述做工特殊、用线柔细纤弱、足尾端部切平及轮廓边线磨去棱角过于滑熟这些方面来看,疑其系仿殷商玉器而略有损益,似是而非。
至于“牧侯”铭,在此仅从镌工角度提出其结体松散、字划细弱,与“作册吾”铭之刻工迥异等疑点,供研究参考。
综合上述分析,此凤佩之铭、沁均是伪制,系由苏州玉工所琢并烧染而成,时间为清代初期。
原定名“龙纹玉璧·周代”。从沁淡处可见其玉料为青玉,尚滋润,无绺,色亦较匀。表面平滑,一面刻纹,以很细的阴线刻涡纹、圆圈纹、如意头纹等几何纹组成的勾连纹;另一面光素无纹饰。这种一面刻纹的玉璧极为罕见,令人置疑。器表两面均施酱色沁,由深及浅至无,沁有晕色效果,一面重,沁便将大部分细线刻饰图案掩盖而不能显露。考其图案不早于战国,它将互不相干的基本单元图案拼凑在一起,组成一种不伦不类的纹饰。阴线极细,似汉代游丝般细线,但砣工柔弱无力,已有“乾隆工”的特色。此细线刻与上述纹饰非同一时代之物,显然不能共存于一器,此乃“乾隆工”镌刻汉式图案,其矛盾昭然若揭,真赝亦随之水落石出。
其酱色沁很薄,也是浮于玉表没有吃进肌理,粉粒状的沁脱落痕宛若纷飞的雪花。此沁色也非天然沁,而是琥珀烧染的,这也应是乾隆或稍晚的苏州玉匠所制之伪古玉。
玉双龙纹璜刊于《中国玉器全集.2》(二九一)《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上)》(82)“青玉龙纹璜·西周”
原定名“龙纹玉璜·西周”。通身均施浓淡不等的酱色沁,玉质被掩,不甚明朗,仅从其沁色略淡的部分可窥知为青玉。玉质尚细腻,稍干,微透明,有白脑,不见明显的绺纹。器形为片状半瑗形,两端各有一穿,佩时下弧,表面光滑。阴线刻双龙纹,龙首怪异,似人面,头顶有长冠,下有一勾角大目,张口,上下唇向外翻卷。龙身有翼,一爪,细尾互为纠结。以单阴线和双钩阴线为主,偶亦用一面坡线。
此玉形饰似为西周玉璜,加之通身酱色沁,很易使人确信不疑。倘若认真地仔细观察,也不难发现其沁色与砣工两方面的破绽。
(1)沁色:两面沁色浓淡及均匀性有很大差别,一面通身为酱色,内弧处与一端局部稍浅,可辨有较浓的小点。在其渲淡笔法上颇为有道,并非一般俗工所染。另一面为一端浓另一端淡,互为交映,在浓的一端有多处脱落,呈小黄点子,这说明这种酱色沁是附在玉表,而不像天然沁那样深入玉肌。此沁色仍为琥珀滋涂经文火和强火烤成,其色浓处为琥珀粉涂厚,经强火烤成。
(2)砣工:此器主要用单阴线、双钩阴线勾勒,极细腻委婉,很像“乾隆工”,缺乏西周玉器上特有的简括泼辣的刀味,其重要原因就是一面坡刀法用得太少,均为短线条,而且都是短砣衔接而成,与西周纯熟精确的一面坡长线根本不同,暴露了乾隆玉工的弱点。
基于上述两点,笔者确认此璜也是康乾时期苏州玉工仿三代西周伪古玉。
玉双凤纹嵌饰刊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上)》(115)
原定名“玉双鸟纹嵌饰·春秋”。此饰通身栗皮色沁,从其脱落处可见其玉料为青白色。器形为圆角长方形,上端破为二拱形,其下凸出一长方形,中有一穿,四圆角亦各有一穿,一器五穿实属少见。尾部饰相对之双凤,凤纹隐起、变形;短勾喙,长立冠,颈粗,胸凸,尾细长并分为两股。羽毛饰双钩弧纹与双钩鳞纹,双凤尾下饰变形花朵(或为变形双凤雏),所有细部均用细阴线勾勒,背面光素无纹饰。
通身包裹一层栗皮色沁,由下至上渐淡,背面亦同。正面通体作密如繁星般的以砣子顶出来的小坑点,只有用放大镜方可辨识,这是为使伪沁能紧紧粘着而不离骨。可是事与愿违,沁色仍有多处脱落,大的如同针孔,露出了浅黄色点,还有几处近黑色的斑状沁。
此器形纹均无春秋风格,阴线勾勒颇具“乾隆工”特色。表面做人工砣伤、施深浅有致的栗皮色沁,这正是乾隆时期苏州玉工作伪之绝技,是苏州玉工所制伪古玉,后为地方高级官员贡进内廷,保存至今。
青玉勾连涡纹璐刊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上)》(174)
原定名“勾云纹秘·战国”。秘作倒梯形,窄端钻三孔,宽端钻二孔。通身饰勾连涡纹,此纹出于战国,盛于西汉,大多作隐起状,只用阴线勾勒者应为殓葬玉。此秘勾勒阴线并无战国及汉代风韵,通身饰琥珀色沁,窄端稍深,向上渐浅,宽端顶部呈秋葵黄色,亦为人工烧染之伪沁,可能是乾隆晚期至嘉道时期苏州玉工所制玉秘,后由地方官吏贡进内廷。此秘今拴黄丝绳穗,打盘肠结,穿二珊瑚珠。此穗捻得不紧,不似乾隆期物,应为供嘉道以后皇帝玩赏的。
青白玉勾连涡纹瑗外径8.55厘米内径6.2厘米厚0.4厘米上级拨辽宁省博物馆藏
原定名“雷纹瑗·汉”。此瑗玉色青白,质地温润,光泽较强,微透明,系和田山料玉。瑗上下两面均作上弧状,用阴线刻勾连涡纹,甚工致。通身饰琥珀色沁和栗皮色沁、黑色沁。琥珀色、栗皮色两种沁色实为深浅不同所致,而黑色沁可能添加致色的药物经烈火烤成。此三色沁实际上是黑、黄二色沁,也就是收藏家常说的“天玄地黄”二色沁。黑沁与栗皮沁衔接处及栗皮沁均有脱落之小斑点,这就暴露了琥珀滋涂烧染黏结不牢的缺点。
此器之沁色也是康乾时期苏州玉工烧染的琥珀色沁,故此器亦并非汉器,应为清初仿汉之玉玩。
青玉神兽饰鸡心佩刊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上)》(230)
原定名“玉螭纹鸡心佩·魏晋”。此佩薄片状,通身琥珀色沁,从其薄处隐约可识其为青玉,有小绺。佩中为鸡心形器,亦称“碟形佩”。中间一大椭圆孔,佩中饰镂空龙、子母螭、熊四神兽及云气纹。如此复杂装饰的鸡心佩尚未见出土。迄今所见出土的鸡心佩中最复杂装饰有镂空双螭者,类似此佩的传世玉器至少尚有一例。此佩母螭为一首双身,不见前例,显为后世玉工所臆造者。四神兽动态造作不合规律,颇似“乾隆工”手法。通身琥珀色沁不必赘言,龙、神兽等处略施黑斑也是司空见惯,亦无须详述。
从器型、纹饰、做工、沁色等方面分析,此佩缺乏魏晋风貌,仍为康乾时期苏州玉工所制琥珀滋涂烧染的仿汉玉玩。
玉莲花形饰刊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中)》(38)
原定名“莲花形坠饰·宋”。此饰通体包裹一层琥珀色沁,从其淡处可辨其为白玉,微透滋润。琢一镂空折枝莲花,以枝叶扶托,花瓣已谢,露出饱满的莲房。这种折枝莲花纹盛行于宋代。花背有二象鼻孔,折枝处有穿,可供系佩。通身砣小麻坑,烧染琥珀色沁,麻坑内和浓重处显出栗皮沁。此沁烧烤在其渲淡上颇为考究,加了不少浓淡有致的点子,这种琥珀汁点染之法宋人何尝用之?此法必晚无疑,肯定是康熙朝所作,人工伪伤也不早于康熙,可以说上述两种作伪伎俩均为康熙至乾隆初年产物。至于玉饰本身的年代,因其受伪沁的包裹,砣工又难辨,姑且从原定。其上限暂定为宋,其下限同样因受琥珀色干扰难以考订。鉴于上述情况,暂且断为宋器清烧,也就是半真半假的玉玩。
玉鳜鱼长5.26厘米宽2.55厘米厚().7厘米上级拨辽宁省博物馆藏
原定名“鱼形玉佩·宋”。此鱼通身为琥珀色沁所掩,从薄处透露出白玉的本色,尚滋润,似无瑕疵。鱼作小尖口、阔身、叶形尾鳍,是比较写真的鳜鱼。
通身作人工麻坑,以琥珀滋涂烧染,其坑均为栗皮色,似鳜鱼身上的黑斑点,非常逼真。鳜鱼图案景德镇元代青花已用,明代青花、彩瓷使用渐多。迄今出土的宋、辽、金、元玉鱼数例均为鲤鱼,尚不见鳜鱼,但传世玉鳜鱼中亦有定为宋的,细究均无实证。鉴于上述情况,此鳜鱼定为宋代也是缺乏有力根据的,疑其为晚出之物,其下限可能到明代。琥珀烧染已多次讲过,是清代苏州玉工的看家本领,故此白玉鳜鱼暂且定为明代,烧染为清代康乾时期,也是半真半假的明玉清烧玉玩。
玉执莲婴戏刊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中)》(83)
原定名“青玉镂雕执荷童子·宋”。此婴戏通身为酱色和深红色沁,玉质不明o从沁色分析,此玉可能是青玉,内含白脑,下部含白斑,有重绺。童子作扭头俯视行走状,大头,脑勺突出,八字眉、目、口、鼻刻画精细,稍显苦相。身穿无袖背子,饰双钩菱形格,内饰“×”纹。胸与上臂袒露,戴镯,右手执折枝肥瓣菊花两朵,肥裤盖住鞋面。
在传世玉器中,婴戏图有很多作行走漫步状,或空手、或执一物,收藏家多定为宋代。1973年黑龙江省绥滨县中兴公社出土一件金代青玉戏婴(参见P70),可作研究鉴定的标准器。由于这种标准器甚少,故传世玉童年代多从旧说。童婴题材绘画宋代已存,明代青花、五彩瓷器中亦甚多。我们如果以有准确年造款的婴戏图案梳理研究各朝童子的特征及演变,再来鉴别其他传世玉童婴,应该说是可行的。笔者以为此童子的动态、面相、服装、手执物确与明代嘉万时期童婴接近,而与宋童毫不相干,而其苦相虽偶传自金宋,然更近似清人手法,所以此婴不会早于清代。
染色可能有两种,酱色沁仍是用琥珀烧染,在用火上稍烈即可o深红色沁疑其为用血竭作染料烤染,其色殷红,或即乾隆帝所说的“鳝血殷”。琥珀沁与血竭烧染人工沁色不同,前者为黄色一酱色一焦黑色,后者为赭一红一褐红,此黄彼红,不难区分。琥珀烧染苏州擅之,血竭烧染似另有出处,可能广州、北京等地多用之。
鉴于上述分析,此玉童年代不旱于清代,琢染地点不是苏州,可能是京、粤或其他某地。
青玉镂空螭凤谍形佩
原定名“雕双螭玉佩·宋”。此佩系和田青玉所为,滋润莹泽,微透明,无瑕绺,属优质山料玉。佩作薄片状,呈上窄下宽的长方梯形,中间作一大孔鸡心形饰,周围镂空凤纹和二螭纹。两螭之胸尾作三处穿透鸡心璧状,细部以阴线勾勒,身饰小圆圈纹,又像金钱豹。其形饰是仿汉鸡心璧而又过之。通身作稀疏的人工砣伤,以琥珀色密封全器。
对于这种仿汉鸡心璧,清代收藏家往往定为宋仿,也就是“宋仿苏烧”。这种观点已流传至今。笔者认为,此碟形佩呈长梯形,在所见汉墓出土揲形佩中并无此例。一般出土碟形佩结构为碟形尖朝上,圆弧底朝下,围绕碟形佩饰云纹、龙凤纹或蟠螭等等边饰,凡肖生边饰均以头朝上、尾朝下为准则,尚不见有违背者。如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出土玉揲形佩、北京市崇文区永定门外出土汉代鸡心佩(《中国出土玉器全集》)。而此谍形佩则标新立异,二螭头不与碟形佩尖相协而取反向,其头均背尖朝底,看起来在视觉上极不舒适。这种结构和构图与宋玉人的现实主义方法是不符的,故此璧无宋人“刻意模拟、求物象形”之追求,也缺乏汉人之简古气韵,绝非汉宋之作。从其做工一味追求工整细致、徒效汉螭穿云之功而无冲击之力的艺术风格来看,如果说它是标准的“乾隆工”确是非常恰当的。故此佩上限绝不会突破乾隆时期,下限至嘉庆,是由苏州玉工所制之琥珀烧染仿古玉玩。
白玉镂空草龙环
原定名“雕龙青玉环·宋”。从淡沁处可知此环玉质温润细密、莹泽无瑕,是优质和田白色脂玉。环形极其特殊而罕见,作草身龙衔尾状。龙首似虎头,张口露齿,凶悍异常;一足;身细作索状,有三处盘卷。环作两节,从节部生出忍冬卷草式长叶饰。器整体均施深浅不等的琥珀沁,凡是烧浓的琥珀色下均有疏密不等的人工坑点,形成了深色点子。
环琢碾工艺异常精巧,确实出自巧工之手,但是仔细查看,可见索纹细股不均匀,似未绞紧,尤其做索纹环时仅叠摞而成,没有打结,提起来随时都会松散而不成其环了。这种经不起推敲的结构在汉器中很难找到实例,宋人也不致如此不讲法度。所以此环不是宋人手笔已是显而易见了,应是标准的康乾时期苏州巧工仿汉之作。此环有清宫旧藏仿汉玉玩之韵致,很可能制成后即进入内廷,清帝逊位后的某一段时间流落民间,后为辽宁省博物馆收藏。
青玉镂空蟠螭饰王必形器刊于《古玉精萃》(42)“汉玉镂雕蟠螭纹饰”《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上)》(186)“玉镂雕螭凤纹·汉”
原定名“白玉璐·汉”。和田青玉,质地坚致细腻,微透明,泛油脂光泽,尚属优质玉材,或为伤残之汉玉,为后世玉工改制。作梯形器,断面如梭形,中空,两侧出镂空勾连纹饰。此器为秘形,但中间穿透,与常见的玉秘穿孔情况根本不同,故改称为“青玉镂空蟠螭饰秘形器”,是否用于剑饰颇令人生疑。
此器正面下窄端饰阴线铺首纹,中部突起一蟠螭,两侧饰镂空鸟首,螭腰没于云中,接着臀尾又隐起于面上。蟠螭穿云透雾,宋明收藏家称之为“滚螭”。这是对汉(严格讲是西汉武帝时期)螭动态的精辟概括和形象描述。空端饰镂空勾连云氲纹,背面饰镂空隐起铺首纹,通身饰淡淡的浅黄色沁,青色隐隐透出,被误定为“苍玉”。
此器形、饰具取自汉玉,随意拼凑而成,如:秘形中空与汉剑秘不同;与汉南越王赵昧墓、中山靖王刘胜墓及梁王墓出土的一批玉剑饰滚螭比较,很容易发现此秘形器上的穿地之螭极为反常,头短无颈似用残螭改做者。其实不然,若细看腰部、下肢的隐起处理与胸部不能衔接,又无改做之新刀痕,确为一手活计,疑是玉工有意玩此花招,诱引赏家上钩。
此玉图案结构缺乏汉玉之统一性和韵律性,不能组成一幅重点突出而又和谐统一的构图,反而暴露其极尽拼凑之能事,凡有空隙总要填入一种纹饰,使其壅塞不堪,无喘息余地。这正是清代图案布置上的一大特点,而此特点在此器上又得到了充分体现,也暴露了此玉并非汉玉的真面目。
浅黄色沁亦是玉工用琥珀滋涂而渍后再经煨火烧染而成的,使青玉显出“苍黄”之色,正合明人作伪古玉用“苍黄色”玉的做法,此为烧染而成的“苍黄玉”。
从上述情况判断,此饰应为康乾时期苏州玉工有意琢制,与前几例不同,此器为旧玉改做器。旧玉改做是将残伤古玉经修磨或加刻充为完器以骗买家。刘大同云:“旧玉改造,时常见之,令人可恨。”而此仿造之“旧玉改做”却蒙混了乾隆帝的慧眼,可知苏州玉工绞尽脑汁猜透了收藏家心理,制成各色各样的伪古玉,以充真汉玉。
青白玉蟠螭饰蒲璧螭长4.7厘米宽3.9厘米厚0.9厘米璧径3.9厘米厚0.6厘米上级拨辽宁省博物馆藏
原定名“蟠螭谷璧·宋”。此璧玉青白色,质润泽,无瑕,微透明,尚属优质和田山料玉。璧面平整,小孔,径与厚度相比与古璧不同,显得稍厚,有着后世玉璧的特征。一面以阴线作六角状四方连续纹,每格内出现长六角状龟甲纹及其周边甚小的三角状纹,古称此纹为“蒲”,称“谷”是不妥的。谷纹是从八角形纹磨成隐起的半球状或半粟粒纹。谷、蒲两种图案是不能混淆的,但古人多不严谨,或谷、蒲不分,或谷、蒲混用,随意处之o另一面碾琢起突的相对而戏的大小二螭:大螭长梯形首,身粗长,蟠曲有力;小螭圆首,身短小,亦作蟠曲,仅有二肢。细部刻工粗简,不求详备。大螭头身部有砣伤三处,小螭及蒲纹一角略施砣伤,经用琥珀渍染煨火烧烤,于砣伤处略显浅淡之黄色沁。此器是以伤沁托古,突出玉质美,属于古玉玩中以玉德取胜的一路,与“玉执莲婴戏”以沁掩玉的做工完全不同。
此璧可能是清中期某地玉肆所制。
青玉三螭饰单耳椭圆杯刊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上)》(231)
原定名“青玉螭耳杯·魏晋南北朝”。此杯玉质尚好,但有白线两道及白点,适于做仿古玉。杯为椭圆形,侈口,束颈,鼓腹,高圈足外撇,云纹錾单耳。饰隐起之三蟠螭,肌体僵化,动态呆板,毫无汉螭遗风,可知其为康乾时期玉工仿古之作。为了遮盖白线便作伪绺,在通体各处做砣坑,密如麻面,斑斑点点似水激痕。在白线之上烧染浅黄色沁,人工绺做栗皮色沁,以欺购买者。
此玉属重绺轻染一类伪古玉,也是康乾时期苏州玉工所制的仿古伪器,地方要员贡入内廷,保存至今。
白玉双龙首璜刊于《中国玉器全集.2》(二九四)“青玉双夔璜”《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上)》(83)“玉双龙纹璜·西周”
原名“白玉龙纹璜·周代”。此璜作拱形,两端应为龙首,各有一穿,佩于胸前呈下弧状。这种双龙首璜已见于西周虢国贵族墓,而盛行于春秋、战国,均作薄片状。此璜两端各作缺口三处,似龙首,在下缘靠近两端处各作二锄牙饰,一端之二锄牙饰接近端首。如此突出的大型二组锄牙饰,其位置、形状不均等,未形成对称关系,这在双龙首璜中是极为罕见的,迄今为止仅见此一例。身饰双钩卷云纹等图案,双钩阴道较浅,有的模糊不清,好像经长年盘过的熟坑传世古玉。两面弧度不同,一面较平,另一面略弧,棱角磨圆,两面纹饰略同。此器伤残与沁色颇值得注意。
其一:伤残状况。白玉细腻坚致、温润光泽,未见入土的蚀变痕。在其一端有着密集的深浅不同的点痕;在另一端有几处疏密不等的点状伤痕,细察不难发现均为砣伤而不是墓内的蚀伤。
其二:沁色工艺。经观察,可见有浅赭色和枣皮红色两种沁色,这两种沁色不是在墓中形成的天然沁色,实际上是一种人工染色。
基于上述两点分析,可以认为此玉璜是用和田白玉子料所治,因其质完好无瑕,难以浸入,故以砣做伤残再涂琥珀粉经煨烤而成。此器人工伤与乾隆御制文《玉杯记》中的作伪伤沁的关键文句相符,可相互印证。
其制器时间大体在康熙晚期至乾隆初年,制造地点是苏州专诸巷。
青苄镂空夔饰圭璧
原定名“双螭圭璧·宋”。此璧青玉,质尚滋润莹泽,微透明,有成片白脑,系和田山料玉。圭璧出自《周礼·考工记·玉人》:“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o”今释为“以璧为底之圭,圭长五寸璧六寸”。这种圭璧连体的玉器迄今只见于西安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数件。《古玉图谱》载:“三代周玉一圭有邸,实仅突出圭尖而无下凸之邸。”指明圭璧已具多种形式o《古玉图考》不见著录。此圭璧形式不同于上述几例,以璧叠置圭之中间偏下,圭首长而圭邸略短,形制特殊应为晚出之器。圭首两侧又饰叶身夔龙纹,圭邸两侧饰卷草纹,显示了十足的乾隆味。圭、璧均饰隐起涡纹。圭首邸及璧的一部分均饰琥珀沁以掩饰玉中之白脑。
上述分析已足以说明此圭璧为乾隆时期苏州玉工碾琢烧染的玉玩。
白玉穿云螭虎纹璧径4.95厘米孔径1.8厘米厚0.5-1厘米上级拨辽宁省博物馆藏
原定名“雕螭玉璧·宋”。此璧白玉滋润莹泽,有重绺一道,表面饰隐起穿云蟠螭。螭虎方首无角,细颈,尾亦细长,二鳍尖卷,用粗阴线勾云纹,螭虎细部简略,勾勒用阴线,亦较粗。通身涂琥珀沁,螭虎沁色呈酱色,尾部及云纹已近焦褐色。螭虎肩前、后背及尾足间未染色,露出玉肌。
此璧螭虎及云纹均无宋代特征,故原定宋代是不妥的。然此璧云螭一反乾隆时期惯常做工,以粗刀简饰追求古拙之意,但其云螭隐起、阴勒等处理手法既不古又不拙,仍未跳出清玉藩篱。
此玉缺乏宫廷气味,可能是由某地民
玉鱼佩长9厘米宽1.8厘米厚1.8厘米上级拨辽宁省博物馆藏
原定名“雕鱼玉坠·清”。此鱼通身施黑色和酱色两种沁色,从腹部无沁处可 以看到此玉有重绺,含有白脑和青斑等瑕疵,质地坚致,光泽较强,是一种偏下等玉材。鱼口唇肥,圆目,头小,身细,大片鳞,鳍小,尾厚且向下二分,边沿作连弧状,似莲叶,口钻一穿可系佩。大片的黑色沁光亮如漆,淡薄处透出酱色沁,露出玉材之处仍有酱色的细绺及小斑点状的酱色沁,好像是一条过油不慎炸焦了的肥鱼。
此鱼玉质不佳,做“水银沁”也是可以理解的,不仅以沁掩玉之劣迹,还可增添黑若醇漆的美感。原定清代是可信的,可能由苏州玉肆所造,是供民间收藏的玉玩。此类鱼雕易被误断为宋、明,故此玉鱼仍有参考价值。
青玉龙尾觥刊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中)》(184)
原定名“玉角杯·明”。此觥玉料青白色,质干,有长绺两道,节理分明,白脑甚多,类似叶尔羌山料玉。形作龙首张口衔一角杯,鬣短上卷,短身磨平作底,尾细长,尖卷曲,可作柄用。角杯椭圆口。此觥表面分为上下两段,上段饰阴线勾连涡纹,下段饰阴线涡纹,龙的首、身、尾细部以阴线刻饰。迄今明代玉觥情况不明,凡定为清代玉觥亦多无年款可凭。但在乾隆御制诗中常见有关玉觥的诗篇,如乾隆丙申年(四十一年)御制诗首次《咏汉玉龙尾觥》,己亥年(四十四年)首次命做《和田玉龙尾觥》,壬寅年(四十七年)又见《咏汉玉蟠龙觥》,可知玉觥名称甚繁。今从御制诗沿用龙尾觥之名称。
该器形饰做工严整工细、一丝不苟,内膛壁与内底均光滑如镜,不留砣钻痕迹,确与明代早、中、晚三期碾琢工艺完全不同,非“乾隆工”莫属。
此觥人工伤残非常清晰,有的沿长绺做伤,大量的还是在白脑上做较为密集的小麻坑,再烧染琥珀色沁,深处呈栗皮色。
此青玉龙尾觥并非明代所制,而是十足的“乾隆工”,也是乾隆年间苏州玉工在乾隆帝指导下琢治的所谓仿汉龙尾觥玉玩。
苛玉双螭饰錾耳十角杯刊于《古玉精萃》(84)《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中)》(102)
原定名“青玉螭耳十角杯·宋”。此杯玉料晶莹密致,泛脂肪光泽,微透明,有绺,是和田青玉。杯作十角张口,口出斜沿,身斜底平,矮十方足,无纹饰。蟠螭饰云状平錾环耳,器身沿绺以各种形状麻坑连接成“山”字状伤痕,或在绺旁以各种人工伤点组成零散的重蚀伤痕,再以琥珀滋涂烧染,呈琥珀黄、栗皮色和酱色。这些伤痕均是用砣子在坚致的玉表上有意做成,不是自然蚀伤。
要区别人工伤与自然伤的不同,说起来也很简单:首先砣伤有锋芒,造作呆板;而自然侵伤无锋芒,天然浑成。我们要承认人工伤痕的存在、掌握人工伤的特点,其次要实践,多看出土玉器上的伤痕及学习运砣工艺及砣痕的变化。只要做到上述两点,便可识别伤残之真伪。上述斑斑点点伪伤再加饰人工染色的作伪方法多用在优质材料上,这是内廷伪古玉的特点。次劣玉材伪古玉一般来说不取此法。这也是因材施艺的一种特殊方法。
此杯曾由宋改为元,首次刊出;后又以宋玉再度公开发表。可见故宫博物院内对清官旧藏传世古玉鉴辨的观点和标准并非一致。前些年经多次仔细观察和认真研究杯形及云螭,其结论也都是清工仿宋或元,而非宋、元当朝,应是清代康乾时期苏州玉工用佳材局部做伤烧染的伪古玉。
墨绿玉琮高730.8厘米孔径7.5×7.4厘米s。5×5.4厘米清宫旧藏刊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上)》(33)“玉神人十二节琮·良渚文化”
原名“玉琮·周”。玉为墨绿色,深似璧玉,内含白脑点,似雪花纷飞,非常鲜明,类似和田墨绿玉,但透明度稍强。而在江苏省南部地区良渚文化晚期墓葬所出的多层高身琮的玉材均为失透性,表面呈水锈状,与此琮玉材显然不同。饰十二节觋面纹,面纹由极粗阴道间隔,其内冠未加细阴横线,冠与鼻间无目纹。面纹图案属简化型,无细部刻饰。在一面之射中间阴线刻似汉剑秘形“皿”符号。此符号是在成型染色后刻成。为了掩盖雪花状白脑点而均作赭色烧染处理。孔由两头钻成,大钻孔端正,深入器内约1 9厘米余,小端钻孔稍偏,深入器内约11厘米余,孔壁较光滑。
此琮上下宽度比例略显异常,尺寸为7.5:5.5厘米,上下相差2厘米,呈1:0.73之比,视觉上已显出不稳定的感觉。此琮类似武进县寺墩良渚文化晚期墓葬所出之多层玉琮。刊于《良渚文化玉器》的琮有十一节(M3:11)、十二节、十三节(M3:22)三器,身高29.6-33.2厘米,射径上下差值分别为0.8厘米、0.7厘米、0.9厘米,没有突破1厘米的;刻纹精粗不一,玉质蚀变各异:十一节、十二节二琮蚀变不大,均无目纹,冠与鼻有细纹装饰;十三节玉琮蚀变为鸡骨白,蚀斑累累,无目纹,冠鼻亦无饰。
此玉为和田近黑色深绿玉,内含白斑点,经染赭色而淡化,属古“昆山玉”(亦称“球琳”),而良渚文化玉器所用材料为“瑶琨”,而此玉产地迄今不明,清人主张产于“茅山”,仅可略备一说,不足为训,但不产于昆仑也是肯定的。所以,此玉琮在用材上已呈破绽、露出马脚,必伪无疑。同时其工艺亦不符合良渚文化治玉程序,只能是苏州玉工作伪之证。“口”符号亦系染色后刻成,故其阴道白茬历历在目,疑其为乾隆时期玉工仿武进县或其附近的良渚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刻原始符号十二节高琮而造,属“如式琢成”一类仿古玉。
浅绿玉多节琮
原名“青玉褐斑八卦方琮·宋”,后改为“旧玉清做”。此器破绽甚多,略具良渚文化玉器知识的人一见便知其为伪器,但对初学者或刚刚踏进收藏古玉门槛的人,却未必尽然。
此琮玉色浅绿,透出微弱的浅黄色。昆仑山之东阿尔金山出此种玉料,辽宁细玉沟所产透闪石玉也有类似色调。内含大量白脑、多处绺璺。此玉色实为“苍黄色”,本是作伪古玉之佳材,加以含有白脑、绺璺,更不便制作时样玉。琮形内圆外方,有射,一端稍大,另一端稍小,相差0.3-0.6厘米,两端孔径相差甚微,约O.l厘米。四角作面饰,共八节,也是觋面、兽面穿插。两种面纹简化变异,与良渚文化觋面、兽面两种面纹相距甚远。按照良渚文化多层玉琮面纹大头在上、小头在下的方式,应是觋面在上,兽面在下;而此琮则反之,是兽面在上,觋面在下,若按面纹上下关系放置,此琮则大头在下,小头在上,此其一。其二是面纹仅有二道横栏冠纹和鼻,冠栏内饰横阴线,鼻饰阴回纹,兽面目纹为类似逗点的大圆形,两目间有扁方形梁,内饰阴回纹,其下为鼻纹,亦饰阴回纹;冠栏口纹内饰阴回纹相当逼真,而目纹则仿其大意为之;为了掩盖白脑,适当地做琥珀色沁;孔内抛光圆滑,未留钻痕。故此琮为后仿之器是没有疑义的。问题在于何时仿制,7原定宋仿是难以找到证据的,也是不能成立的;因其是清官旧藏,改为“旧玉清做”,似乎比原定宋做较为合理。如说其是“旧玉”仿做,也很难论证,以笔者现有的玉矿知识来说,此玉材产于叶尔羌或且末、若羌几处都有可能,如此大块旧玉实在难得到手,还不如从私贩的和田玉、叶尔羌玉中寻找适合的仿古佳材更为省力。
从上述分析可以判断:此琮是康熙、乾隆初年北方某地如北京或西安的某玉肆玉工用新疆苍黄玉材仿良渚文化多层琮而造的玉玩,贡进内廷,流传至今。
双螭饰璧羡长6.1厘米宽4.4厘米孔径1.7×0.9厘米厚f).43-().83厘米上级拨辽宁省博物馆藏
原定名“双螭玉佩·宋”。此器为青白泛粉白色,有绺,光泽稍强,器作椭圆形,椭圆孔。《周礼·典瑞》:“璧羡以起度。”郑玄注云:“羡,不圆之貌,盖广径八寸,袭一尺。“也就是宽八寸长一尺的椭圆形璧。凡有孔之椭圆形器,均可称为璧羡。上饰隐起之二螭虎,各据一端,相对而戏。螭首椭圆似卵状,目、鼻、口似人,无角,身长,细尾作蟠曲状。有斑点黑沁,双螭头身黑沁似醇漆。璧羡面上有深浅有别的灰色染层。收藏家称黑色沁为水银沁,此黑色沁均为人工烧染,并非天然沁色。
此器玉质中常,泛粉青色,从其螭首
异常及漆黑色斑点伪沁等情况判断,系清代某地民间玉肆所伪制的“水银沁”玉玩。
青玉蟠螭饰璧羡径长6.25厘米宽3.8厘米孔径1-2厘米厚(1.6—0.9厘米上级拨辽宁省博物馆藏
原定名“蟠螭玉佩·明”。此器玉质青白,泛粉白色,有绺,光泽较强,有白脑。器为椭圆形,故名璧羡。器表饰隐起人面立发之蟠螭,地子上多碾砣坑,施黑色沁,也就是收藏家所讲的“水银沁”。
此璧羡与前页双螭饰璧羡相比,只有双螭形象和只数有所不同,其他不论玉质、器形或者是黑色沁都是非常相像,其时代也本应是十分接近的,不应如同原定年代那样一宋一明而出现隔朝的时间差距。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在鉴定时两器没有同时进行,或由不同人员单独负责而又互不通气等原因造成。
笔者认为此二器应是乾隆时期某地同作坊所制的民间“水银沁”玉玩。
奇玉透雕荷鹭帽顶
原名“青玉透雕荷花鹭鸶嵌件·清”。此帽顶为和田青玉,质尚滋润坚致,泛玻璃光泽。玉呈块体,雕鹭鸶憩于芦荻荷丛之中,酷似一幅立体的图画,生动有致,妙趣横生。其工艺先锼后镂,雕成多层次的立体玉件,做工粗犷娴熟。上端做伤残,烧染栗皮色人工沁。
此帽顶为元人所做圆帽之钮,明人称作帽顶。‘11明代冠服遵唐改制,废元代衣冠制度,不再用玉帽顶。然元代玉帽顶仍为明清人所珍惜,多易作炉盖之钮,故清人仅知旧玉炉钮而不知尚有元代帽顶。近代收藏家、博物馆工作人员沿袭清说,将元代帽顶定为清代,这如同将蚌珠误认为沙砾,十分可惜。
此玉帽顶上的伪沁是清人所为,玉肆估人对完整无缺的古玉的价值估算不高,为在市场上卖出善价,便将完好的元玉做残烧染以提高其身价,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是对文物的破坏,也是一种犯罪。可见玉器古玩市场上什么怪事都会发生,只要有利可图是无所顾忌的,这也是古玉鉴定、辨伪的难题之一。此例绝少见,与上述诸多伪古不同,被清玉估动过手又骗过我们的同行,姑且附此,供收藏家参考。
青乇兽头鸟身牌饰刊于《中国玉器全集.2》(二四五)“玉鸟饰·西周”《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上)》(99)“玉形嵌饰·西周”
原定名“玉兽头牌”。此牌饰为青玉所治,上部呈淡墨色,质尚温润,色不匀,有油脂光泽,内含绺璺。其形制特殊,尚不见相似者。牌呈上宽下窄之长方形,下为基座,饰六方块,腰长稍收,饰二弦纹,上为倒梯形,上两角似尖状,中部突出一圆雕的兽头。兽头大立耳、阴环目,嘴向内勾,似鸟喙。在倒梯形牌上阴勾鸟翅、爪、尾等纹,背面光素无纹。
此牌玉材系由青玉向墨玉过渡的一类,应属明高濂所云用作伪古玉的“带淡墨色玉”,在其上又做人工砣伤,内填墨色,以加深其淡墨色。下部六方块烧染琥珀色沁,在牌身绺璺处亦烧染浅淡的琥珀色。
总之,此玉以其奇异的形制诱引误导收藏家,使用伤沁甚有节制,仅在局部不重要的地方做轻度伪伤和浅淡的烧染。此器做工与伪古玉中通身包裹一层人工沁色的做法不同,它以形饰、砣工取胜,兼施伤沁,估计也是出自乾隆时期苏州玉工之手。
玉 环
其器身与孔之宽大体相若,应为环,原定时代为新石器时代。青玉,颜色深浅不匀,有白脑。玉质细腻晶莹,似和田玉。表面高低不平呈凸弧状,又均经磨砻、抛光,反射度尚佳。器面遍布大小不一的蚀坑。中部钻一大孔,孔壁甚陡,近乎垂直,较为光洁,环外周稍薄。赭色沁分布于四处呈斑块状,绺与深坑有近黑色沁,孔壁亦有黑色沁。
此器原定年代为新石器时代,貌似红山文化之器,但疑点甚多:
其一,此环甚厚,断面呈“D”形,与红山文化圜形器及中凸边薄的刃状器不同。
其二,器表凸凹悬殊过大,与红山文化圜形器表面略呈凸凹的状况根本不同,似有意不磨平,将悬殊过大的凸凹面随形磨光。
其三,圆孔一面钻陡壁均为三代钻法,较为先进,与凸凹悬殊过大的古朴做工不能协调。
其四,沁色均附着于器表,未深入肌理,凡赭色沁均掩盖着青玉中的近白色,其近黑色沁色均在绺或坑内或孔之陡壁上,这显然是常用的人工烧染的做法。
根据上述四个疑点和矛盾,此玉貌似仿红山文化玉器,实无红山文化玉器的特征,而是玉工仿史前玉环的随意之作,作伪的时间在清中期之后。
青玉夔龙环
原定名“黄玉珑·明”。此环玉青色,略泛浅绿色,玉质滋润莹泽,有白脑。器作夔龙衔尾成环状。夔龙上唇长,向上卷,张口吐舌,有短角,身细长卷曲,背有尖状脊饰,身饰连续一面坡弧纹,背与尾均有涡卷状翼,一足伏于腹上,尾细长,尖卷成环与其上唇连接。此环仿自西周玉龙,略具形骸而已。头、翼、腹烧染琥珀色沁,重色呈栗皮色或近黑漆色,黏结甚牢,尚无脱落处。
原定明代可能是根据仿周形饰而定,乾隆提倡仿古周彝器,故清代玉工亦擅仿制这类西周做工,绝无难度可言。经于现场仔细观察可确认:
其一,玉材似乾隆朝和田、叶尔羌贡玉,并非常见的明代西域贡玉:
其二,烧染是苏州玉工常用的以琥珀滋涂经煨火焙烤而成,故原定明代不妥,此环确为乾隆朝苏州玉作所制供士庶收藏家玩赏的伪古玉。
青玉双龙纹龙首柄洗刊于《中国玉器全集.5》(一八六)“元·青玉龙首柄杯”《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中)》(113)“宋或元·玉龙把洗”
原定名“玉龙把洗·宋或元”。此洗玉料青白色,质温润细致,泛脂状光泽,有轻璺,属和田优质青玉。器作敛口、斜腹、平底、单龙首柄,胎甚厚。饰隐起双行龙互为追逐,回首顾盼。龙上唇尖而突起,双目圆睁,长眉,细角,披鬣,身细长,尾尖,四肢,爪五趾,无鳞,地子不甚平整。龙首柄唇平齐,双角伏于脑后,颈短。碾琢精工,抛光滑熟,充分体现了玉质美。人工伤甚轻微,多在底与边沿部,不甚明显,易被忽略。不加烧染。
此器以玉质、形饰、仿古取得乾隆帝的信任。成立故宫博物院后入藏玉器库,定为宋或元,曾两次正式发表。近来经多次反复观察,其玉料不具有宋金玉器特有的密致,光泽类脂肪浑厚肥腻,不过仍是乾隆时期和田进贡的优质青玉。两行龙蜿蜒行走气势不足,身躯曲折起伏呈波浪线状,缺少宋代行龙“三停”转折运动之妙趣。口沿底部的轻度人工伤痕的点缀正合“乾隆仿古”、“大清乾隆仿古”款仿商周青铜器上的人工仿伤的常规做法。可以肯定,此器是由乾隆时期苏州名手所做的以和田优质玉料仿古、形饰不做烧染的皇家玉玩。这一类以玉材、形饰、做工取胜的仿古玉玩的辨伪工作难度很大,必须掌握丰富的玉材知识和有关器形、纹饰及做工的时代特征,方能胜任此类玉器的辨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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