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古玉,若从字面上解释,就是在慕古、仿古思潮下,不以赢利为目的,按照古代玉器或青铜器、金银器的器形和花纹而新造的玉器。而伪古玉却是以营利为目的而制造的仿古玉器。它以伪充真,以新作旧,欺骗世人,达到获取高额利润的目的。
由于我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广,古物浩繁,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爱好古物之人士。这些受到古文化熏陶的文人学士,对历史上的盛世风华产生仰慕情怀,于是在文化艺术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一些人顺应时势,提出复古或仿古的口号。比如:文学方面,唐代韩愈提倡“古文”,为唐代文坛带来了创新和发展;在书画方面,明代董其昌则是提倡仿古的旗手,他的美学观点和书画主张主导了清代画坛的方向。
宋代文人正处于复古思潮承前启后的过程中,并置身于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文化背景之下,有些士大夫对出土的三代青铜器和存世的汉代碑碣进行整理和研究,编纂出版图录与著录,这就是兴起于宋代的金石学。有的文人在从事金石学研究时,也旁及古玉,见诸文献记载的有李公麟、吕大临、聂崇义等文人学士。北宋吕大临撰《考古图》,采录了十四件古玉,这是古玉见诸图录之开山之作。皇家、王公大臣也在搜罗古玉,如南宋开国功臣清河郡王张俊进奉高宗皇帝的宝器中,有古玉剑琥等十七件,说明对古玉的收藏、考证在宋代朝廷、官吏及文人中间已经形成了风气,估计其始年应该还要早。
古器物的仿古,在北宋已经出现。宋代朝廷按照三代出土青铜器加以仿铸,如大晟钟等,以充庙堂的礼器。这些宋仿古铜器有别于“汉唐诸儒臆说”而制的青铜祭器。南宋官窑、龙泉窑仿照良渚文化多节玉琮烧成所谓的八卦瓶,就是在崇古思想影响下出现的官方仿古之作。而民窑也不甘落后,他们急起直追,抓紧仿制,投入市场,于是仿古之作流布民间。
玉器的仿古也是由来已久,其时间似不晚于青铜彝器的仿造。朝廷用的玉礼器均在遵循古制的原则下碾琢,一代代承传仿制,并有所损益。关于这个方面,在有关玉礼器的文字,如《周礼》、《新定三礼图》、《清史稿》中已多次证实。剧变的时代使古礼失传,后人便重新“兴造制度”如体现地位尊卑的玉佩在汉末丧乱时被废弃,魏侍中王粲“始复作之”从西晋湖南安乡刘弘墓出土玉佩,可见王粲所制玉佩的制度与形式虽与先秦、两汉迥然有别,但是此后隋、唐至明的玉佩,基本上沿袭王粲所制,加以变化并促其发展。
非礼制的陈设、装饰用玉也有仿古之作。据宋代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南宋内廷聚星园中间的沉香桌子上,安顿白玉碾花商尊,约高二尺、径二尺三寸,独插“照殿红”十五枝。这件插花用的白玉碾花尊,当为仿商周尊彝碾琢的最早的仿古玉之一。所以说官家仿古玉见于宋代大致不会有多大错误。元代仿古玉少见文字记载,朱德润《古玉图》内刊蚩尤环,从其椭圆形兽面饰近似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镯(瑶山M1·30)来看,或为仿良渚文化玉饰之作?明代名工陆子刚亦善仿古,活跃于嘉靖万历间。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录有其制小型文具三件,即白玉辟邪水注,“上嵌青绿石片,法古旧形,滑熟可爱”;玉水中丞,“其碾兽面锦地,与古尊基同,
蚩尤环(《古玉图》)
良渚文化 玉镯
清代宫廷仿古玉见于《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简称“清档”)和乾隆帝御制诗,在清代宫廷玉器中也留下一批古色盎然的仿古玉。这些仿古玉资料,拙文《清代宫廷玉器》中作过介绍,在此再扼要地提示—下:
迄今所知,内廷玉作仿古活动有文献可考者始于乾隆八年( 1743),弘历命工新做玉辟邪两件、瞒玉马一件、玄玉骢一件、玉虎一件、仙人一件,而且还要按照《考古图》的颜色烧造,于碧玉虎右腿里怀刻“十三”,配上秀气的座子,.卜面刻隶字“宣和御玩”,底面刻篆字“伯时珍藏”。在乾隆帝御制诗中,可以看到关于他抵制苏州专诸巷玉肆只顾眼前利益、牺牲艺术品格所制作的一批格调庸俗的玉器的情况。乾隆称这种弊端为“玉厄”,并加以匡正,进而提出仿古口号,并写了大量诗篇加以推广。同时,在清官旧藏玉器中还可以看到大批刻有“大清乾隆仿古”、“乾隆仿古”款的仿商周青铜彝器造型的大件玉器,这些都说明清廷仿古玉是十分盛行的。上行下效,苏州、扬州、杭州、江宁及京都等地玉肆,也都做了不少仿古玉器,其影响所及直至今天。
清代民间仿古玉的情况需要具体分析。民间玉肆均为市场化了的手工作坊,市场需要何种玉器,或者说哪种玉器好卖,他就制作什么玉器。仿古玉必然是玉作坊的重要品种之一。仿古玉的样板是《考古图》中的十四件玉器以及流传于世的.“汉玉”、“宋玉”。这种仿古玉与伪古玉不同,其目的不是以伪代真,而仅仅是一种艺术倾向所致的随潮流而动而已。
伪古玉的出现却不是偶然的,它是在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玉器生产从皇家垄断开放到民间自由生产,古玉收藏成为社会风气,古玉成为骨董,古玉供求关系紧张之时。于是,一些不法商人为了贪图不正当利益,以伪代真,大量制造伪古玉投放市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伪古玉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假冒伪劣产品不同,其虽伪却未必劣,个中也有精工之作,有收藏玩赏价值。这是需要区别对待的。
伪古玉始于何时?诸家说法不一,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在唐、宋以后;另一种认为在宋朝政和、宣和间。主张唐、宋以后者是吴大潋;认为在宋政、宣间者是陈性,两人均为晚清之人。他们隔着元、明两朝提出以上观点,但未论及证据。而笔者所能查到的著录中比较可靠的是明代洪武年间曹昭撰、王佐补《新增格古要论》,其中曹、舒两序所言甚明:“辨其真赝,正其要领(曹昭序)。”“莫不明其出处,表其指归,而真伪之分了然在目(舒志学序)。”表明该著的付梓针对伪器泛滥,意在辨伪存真。由此判断伪古玉的制造始于宋是可信的。因为一种事物刚刚出现时可能并不为社会关注,更不会立即见诸文献,只有至泛滥成灾时方为文人
所关注并记于著录。上述伪古玉记人著录已至明末,正暗示在此前已有伪古玉的制造。另外在北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8),有咸阳段义献传国玺一事的记载,可知伪古玉的制造至迟已在北宋。所以陈性的政、宣间说比较接近史实。
明末高濂所撰《遵生八笺·燕闲清赏》谈到“近日”苏州制造伪古玉的情况。清代《博物要览》也记载“以药物薰烧斑点作血沁、尸古之状”。嗣后乾隆御制文《玉杯记》,亦记述人作伪之事,其中最具欺骗性的就是沁色。说明清初伪古玉已重人工沁色,这一点似与明末伪古有所不同。
清代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陈性,所著《玉纪》纯属收藏家鉴辨玉器的心得,首立“辨伪”一则,可知当时伪古已泛滥、充斥市场。此后吕美璨、李凤公、刘大同均对《玉纪》予以匡正和补充,使辨伪思想不断发展。
有关古玉鉴考的《玉谱类编》、《古玉图考》、《玉说》、《玉雅》等著作,亦多少涉及辨伪问题,盖多沿旧说,似未超越上述辨伪之作。《古玩指南》出版于1942年,这是一本颇受欢迎的古玩全书,共分三十章,言及二十九种清玩。第八章为玉器,其中第三节旧玉之伪造,第四节旧玉之鉴别,均涉及古玉辨伪,可供参考。
过去,在仿古玉与伪古玉两词的应用上,往往以仿制代替伪古,或将仿古玉含义扩大到包括伪古在内,这似为用词习惯或对词义的理解过广所致,在读古文献或文章时注意即可。但是今后要严格区别仿要造成误解。
其实,仿古玉与伪古玉仅在雕琢目的和仿古工艺上不同,是可以区别的。譬如上述刻有“大清乾隆仿古”、“乾隆仿古”款识的玉器即使流出宫外,落脚他处,只要一见便可确知其为乾隆帝之仿古玉。再以“千字文”款玉玩为例,今天我们已确知其为属于伪古玉系列的乾隆帝喜爱的文玩。将两者相比,不难发现乾隆仿古多以商周青铜彝器为样板,大器居多,略施伪沁;而伪古玉玩则是以历朝古玉为本,添枝加叶,多施浓沁,多为小件,便于把玩。既使是宋、元、明朝民间的仿古玉和伪古玉,也是可以辨别的,当然不如乾隆帝的仿古玉和伪古玉那般比较容易区分。
“温故而知新”,我们在学习古玉辨伪时,尚须熟读上述有关鉴考和辨伪等古玉专著,以便了解伪古玉的演变及前人辨识伪古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探讨当代伪古玉作伪的手段,以达到识破新伪的目的。
下面我们逐章介绍宋、元、明、清四朝伪古情况及其作伪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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